发表日期：2007年8月31日 出处：《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 作者：苏长和 【编辑录入：henry】

这里我想主要谈两点，第一是如何理解当前世界政治正在进行的转换，第二是如何理解世界政治转换进程中的中国外交。第一个问题可谓是世界性的问题，冷战结束以后，各国学者都在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究；第二个问题是本土性的问题，而随着中国在世界政治中权重的加大，本土性的问题也可能会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与解释，可以为我们理解将来世界政治提供可能的一些范式性理论。

世界政治转换的逻辑是什么？

冷战结束以后，许多学者都在谈论世界政治的变化与转换问题。遗憾的是，学术界大多看重事件性因素对世界政治变化与转换的意义，少有从本体论意义上考虑世界政治的转换到底是什么。9?11事件真的是在改变国际关系吗？我看不是！对当代世界来说，恐怖主义只是问题之一，有的时候它甚至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对许多生活在第三世界赤贫地带的人民来说，恐怖主义离他们是很遥远的，说恐怖主义改变着世界政治，多少是有些轻断的，那是美国霸权话语的产物。要理解世界政治的转换，我们需要思考以下这样的问题：我们从什么意义上判断世界政治正在发生变化与转换？如果世界政治的确是在发生变化与转换的话，那么，它告别的是什么，又是什么动力因素的出现导致这样的转换具有可能性与必然性？面临正在转换的世界政治，人类应该准备做什么？

我先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谈起。从发生学上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现代国际关系的起点，要谈世界政治的转换，我们必须回到国际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的原点上，这样我们好有一个坐标，观照当代国际关系与之前国际关系在本质性上发生的变化。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核心是主权原则，该原则确立了构成主权的政治单位具有排他性的政治权利，从消极意义上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不受任何外来力量干预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务，从积极意义上可以运用被无限解释的主权，在国家与国家关系中为维护独立与发展空间而自由地行动。主权原则作为国际社会的宪法性制度安排，使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严格分离开来，并使两者按照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治理，前者长期依赖均势，而后者依赖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民主或者其他政治制度。主权的制度性安排将世界政治的权力下放到各个民族国家政治单位上，从而使世界政治处于割据与分裂状态。不干涉原则、关税、国籍管理制度、地理边界，等等，象征着世界政治成为一个边界的世界政治，主权、无政府状态、分裂割据、冲突与竞争、战争与暴力，则是刻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领土世界政治的主要词语。

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秩序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各个政治单位的国内事务，以及各个政治单位之间因为互动而产生的国际公共事务，可以纳入到主权国家管辖之下，而且能够在主权国家之下得到有效治理。但是，这样一个逻辑与各个政治单位日益加强的联系形成不可克服的矛盾。冲破边界或者领土世界政治的力量首先来自贸易与资本的跨国流动，然后是20世纪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革命出现的大规模跨国社会运动与观念流动。贸易、资本、跨国流动带来的深刻影响就是使原先割据的政治单位之间出现相互依赖状态。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相互依赖现象就成为学者们关注的核心话题，其特征、表现以及影响在此不做赘述，不过有一点，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与国际相互依赖相伴出现的在各个政治单位互动之间形成的又非各个政治单位之内的全球公共问题。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中主权制度安排使各个主权国家可以垄断性处理国内事务，但是对于国家之间互动所出现的共同问题，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并没有恰当的制度安排。像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问题，惟有依靠均势的自动调节，1648年以来的几百年国际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每次大的战争以后，围绕战后体系稳定的国际会议，都是以均势为指导原则的，在国际层次上，几乎没有形成任何持久性的制度安排来组织国际关系。20世纪以来，除了传统的和平问题外，金融稳定、贸易发展、环境保护、人权的国际保障、跨国犯罪问题等大范围的公共问题对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其治理之道与强调私权（主权）安排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逻辑上是存在矛盾与冲突的。在权力割据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各个主权国家更多考虑的是自己国内事务，对国际公共问题则大多是冷漠的。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世界政治的转换：国际相互依赖过程中出现的大范围全球公共问题日益使旧的强调各个政治单位排他性权力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难以为继。全球公共问题不能得到持续的解决，既威胁到国际体系的稳定，也威胁到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世界政治需要超越主权的思维，在主权国家之上形成有效的制度安排。传统的主权赋予国家几乎充分的自由行动权利，而不考虑其自由行动对其他国家产生负的外部效应，以及对自由行动造成的负外部效应的追究机制。在理想的国际关系状态中，主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一个国家的行为在使自己变得更好的情况下，没有使别的国家变得更差。同时，主权国家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范围进行限制，共同达成并服从更多的国际制度安排，通过合作来处理全球公共问题。可以说，全球公共问题的大范围增加在推动着世界政治的转换。

按照全球公共问题的思路，我们可以大致理解世界政治正在进行的转换的逻辑是什么，旧的世界政治会向什么方向发展。这是一个涉及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性问题。同样，根据这个思路，我们把中国放在这个背景下，也可以激发我们思考中国政治与外交中的新问题。

转换世界政治中的中国

无论是看当代中国政治，还是看当代中国外交，我觉得都需要同时从“世界中的中国”与“中国中的世界”两个角度出发。第一个角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政治的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国内政治与外交的发展，第二个角度可以促使我们思考中国政治与外交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影响世界政治的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致力于解决大范围公共问题所形成的制度性安排，是世界政治转换过程中的新现象。从纵向来看，国际制度的数量与作用均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尽管在许多公共问题领域还存在制度缺失，以及已有制度安排的问题领域还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总的来说，在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时间中，中国与绝大多数国际制度是不发生关系的。到1979年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时，中国迅速碰到如何对待国际社会中已有制度安排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已经逐渐熟悉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的规则，中国对主权独立、不干涉原则这些交往规则并不陌生，但对于二战后兴起的对主权国家具有很大约束性且调整范围深入主权国家之内事务（人权、环境保护等）的多边国际制度相对生疏，也缺少与其打交道的准备。

促使1979年以后中国逐步接受多边国际制度，并以多边国际制度规范自己外交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与互动的加强，中国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地区与全球公共问题。在威斯特伐利亚政治中，诸如领土纠纷之类的零和竞争成为双边关系的中心问题之一。在世界政治转换的后威斯特伐利亚政治时代，双边问题虽然不是不重要，但是与日趋增加的全球公共问题相比，后者的治理对国际社会的发展要更为关键。如果我们把1949到1979年与1979年以来中国外交中面临的问题做个对比的话，就会发现地区与全球公共问题在1979年以后中国外交议题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在处理这些公共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外交思维发生着悄悄的革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多边（周边）主义取代双边主义或者单边主义，成为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途径；第二，参与接受以及创造合适的多边制度，成为中国新外交的重要内容；第三，调整绝对排他的主权观，接受来自国际制度更多的约束，并遵守大部分国际制度。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最坚强的堡垒，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中国外交其实已经深深参与到世界政治的转换过程中，从近20多年中国外交实践看，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是推动世界政治转换的进步力量而不是保守力量。

从“世界中的中国”角度出发，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询。例如，我们怎么看国际制度对中国外交乃至国内政治社会的调整与影响？从国际制度效应的国别比较来看，国际制度对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的影响，是会合效应大呢（即国际制度对中国国内的调整效应与对其他国家的调整效应趋同），还是分离效应大（即国际制度不对中国国内调整产生预期的重要影响，或者使已有的国内独特性得到强化）？在多大程度上，中国在国内政治与外交安排上受到世界政治转换力量的影响？参与多边制度使中国中央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纷纷介入对外事务，形成水平分化，另外，在垂直层面，地方也被推到国际化的前台，成为中国国际化进程中极为活跃的角色，那么，多边制度与国际化对传统中国的央地关系会产生多大的作用？如此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丰富甚至改变中国政治与外交研究中的传统问题取向，使我们有效地把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结合起来，开拓政治学研究的新视野。

从第二个角度看，“中国中的世界”的含义是什么呢？20多年来，中国在处理地区与全球公共问题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与方法，最重要的体现在周边主义理念下的周边制度建设上。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周边国家多达29个（其中接壤邻国有15个），另外，中国有15个沿海省（直辖市、特别行政区）、9 个边省（自治区）与一个或多个国家接壤。中国面临的地区公共问题在国内层次上涉及中国中央政府与沿海及边省，在地区层次则与这些周边国家相关。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新外交中，从中央到地方层次，与周边国家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涉及高政治与低政治的周边制度安排，成为区域治理中比较独特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值得我们做更深的研究。围绕这个大的主题，至少有下面一些问题可做思考：1）何谓中国的周边主义，以及中国的周边制度？中国的周边主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多边主义有什么异同，与朝贡体系下的华夷关系又有什么区别？中国与周边国家为处理跨国问题而形成的多层次多议题的周边制度安排有哪些？2）尽管中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但是中国的周边制度安排是在两个层次上进行的，即中央-地方层次。涉及国防与安全议题（核扩散、反恐等）的周边制度，主要集中在中央层次，而涉及低政治（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毒品、卫生等）议题的周边制度，则具有两级分权的特点，地方扮演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另外，地方在与周边国家形成非正式周边制度安排上也是积极的推动力量。因此，考察中国央地两级周边制度安排的特点，并在这个基础上，从国际关系层面解读这样的两级制度安排会对中国现有的央地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具有很现实的意义；3）在承认中国中央政府在周边制度建设中的推动性与决定性意义的前提下，我们需要给予周边制度建设中的中国地方以足够的重视，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地方省份与其相邻国家的次区域合作问题。因此，要解决的问题就有：周边制度对推动中国地方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合作的作用在哪里？与联邦制国家相比，单一制国家的中国地方在开展次区域合作上的限度在哪里？中国地方在参与国际化进程中会不会出现流行理论所判断的“地域性分化”问题？中国地方与相邻国家的次区域合作对流行的区域主义理论具有什么补充性意义？或者反过来说，流行的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区域主义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不了中国地方与周边国家合作的次区域主义问题？4）在经验调查基础上对中国周边制度与周边主义的概念化与理论化研究，可以为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区域与次区域治理提供经验与指导。与欧盟的区域治理以及美国的帝国治理相比，中国的周边制度安排与周边主义为区域治理提供了第三条模式，对俄罗斯、巴西等多邻国国家的区域治理具有潜在价值。因此，需要研究中国周边制度治理的绩效与示范意义，分析周边制度设计对中国外交形态产生的影响，揭示其对未来东亚秩序演变的意义，以及对其他多邻国国家治理周边跨国问题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