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中俄两国外长发表关于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联合声明。我院徐坚院长就此撰写评论文章，在2021年10月9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刊发，全文如下：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世纪未有之大疫情。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再一次敲响全球生物安全警钟。随着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各种风险挑战日益增多，生物安全“治理赤字”逐渐凸显。近日，中俄两国外长发表《关于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联合声明》，为生物安全的全球治理注入一针强心剂。
这份联合声明重申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作为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框架核心支柱的独特价值。《公约》于1975年正式生效，是人类历史上首个全面禁止一整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法律文书，明确禁止生物武器的发展、生产、获取、储存，为消除生物武器风险，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公约》也有一些“天生”缺陷，特别是缺乏有效的核查条款，致使自《公约》生效以来，有关缔约国遵约与否的争议不断发生。
冷战结束后，《公约》缔约国加紧讨论建立履约核查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相关议定书的多边谈判进程于1995年启动，一度几近达成。然而，在2001年《公约》第五次审议大会上，美国基于所谓“核查可能损害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的主张，在最后一刻阻挡议定书通过，并在其后的20余年间一直独家反对重启谈判，极大削弱了《公约》的法律效力。
不仅如此，美国还在全球建有200多个境外生物实验室，研究活动缺乏必要的透明度且军事色彩浓厚，大批实验室由美国国防部及其附属机构直接控制。美国利用这些实验室收集各国生物遗传信息，开展烈性传染病研究，严重威胁实验室所在国、邻近国家及有关地区的安全，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美国国内的生物军事化活动更是引发各方普遍关切。如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进入公众视野的德特里克堡基地便是美国生物军事化活动的大本营，历史上曾发生多起生物安全事故，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也是疑点重重。面对质疑，美国却将其经常用来要求他国的“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抛之脑后，从未就有关情况作出过认真说明。
美国之所以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核查机制，进行海外布局，开展高危研究，归根结底是基于狭隘的利己主义，保留和加强自己的生物战能力，维护自己的生物科技霸权，追求其自身的“绝对安全”。疫情之下，美国不反躬自省，反倒是诿过于人，使用政治操纵、有罪推定的伎俩，通过情报机构搞所谓“溯源报告”，罔闻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的呼声，妄图推翻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的明确结论，让中国“背锅”。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更是清晰地暴露出美国对其生物研究活动是否严格遵循《公约》有些“底气不足”。
中俄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始终身体力行地维护着《公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发挥着国际战略稳定“压舱石”的作用。无论是2016年6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还是2019年6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都对生物军控和生物恐怖等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明确宣示立场。在本次外长联合声明中，中俄更是共同提出一系列有利于推动集体安全，实现和平合作的新倡议和新路径，为完善《公约》的履约机制发挥引领作用，展现大国担当。
生物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面临的最紧迫和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世界各国唯有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锚定正确方向，担起历史责任，通过加强《公约》履约，破解生物军控困局，才能构筑起维护国际生物安全的“免疫屏障”。
（作者：徐坚，系外交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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