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了一系列有待回答的问题，“文明形态”和“文明史观”也重新面临着“创制”的时刻。与之相应，“相与而共”“共享而同”“相反而成”等中国式的“对言”结构及其有别于“同一律”的“相关律”逻辑，当可成为典型的思想语法，使“中国化”的问题在中国知识体系中得以厘清。而“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并用，恰恰需要在中西文本的译解之间进一步还原“对言”和“相关”的潜在意义；这不仅可以撬动概念的固化和理解的惯性，也将重置和重构文明对话的思想工具。<br /><div><br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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