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料新视野——中国人民大学藏西域文书研究
出版日期:
2022-01-16发布日期:
2022-01-17Online:
2022-01-16Published:
2022-01-17摘要/Abstract
摘要: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于2010年获赠了500多件文书(以下简称“人大文书”),其中汉文文书300多件、于阗文文书160多件、粟特文文书13件、古藏文文书16件以及梵文残片50多件。虽然相关的科学检测工作还在进行之中,但根据相关文书所提及的时间和地名信息,可大致推测这批资料来自唐代杰谢镇(今和田丹丹乌里克和老达玛沟一带)。我们认为,这批新资料有助于扩大学术研究的新视野,从而在相关学术领域作出新的贡献。
在这批文书中,于阗语文书对于了解这片绿洲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段晴的《中国人民大学藏于阗语文书的学术价值》一文,利用人大文书的相关材料和研究,积极展示了这批文书的学术性。比如,这批文书之中有一件《一万颂般若》的梵文残片,证明此经来自梵文世界,而此前一直有人怀疑该经的梵文来源,甚至认为此经出自西藏僧人之手。于阗语《僧伽吒经》残片的识读同样意义重大。此前,学界通常认为佛教经典经过西域(包括于阗)传到中原,但这件文书残片表明,此经的翻译首先有中原的汉译本,然后才有于阗语译本。这就提示我们,西域与中原的佛教关系应该比此前的理解更加复杂。又比如,通过新发现的于阗文“瑟尼洛之牒”具体展现了于阗在于阗官府与镇守军的双重管辖下的情形,这为研究唐朝对西域的有效管理提供了重要证据。
孟宪实的《中国人民大学藏西域汉文文书及其学术价值——以镇守军相关文书为中心》一文指出,人大藏的这类汉文文书不仅是所有藏家中件数最多的,而且还包括有纪年标志的汉文文书就有二十件,其中最早的纪年是武则天时代,早于此前最早的玄宗开元时代。安史乱后,史籍关于西域的记载十分缺乏。由于人大文书主要是武则天之后和安史之乱之后这两个时期,这批文书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对于于阗镇守军与于阗王府的互动关系、镇守军如何在中央联系断绝的条件下守卫边疆等问题,这些文书都提供了具体证据,是我们了解当时西域情况的重要材料。
粟特人是中古时期著名的国际商人,对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有着多方面影响。虽然学界之前已意识到唐代于阗应该有粟特人光临,但直到人大文书的出现,学界才认识到于阗在粟特人商业世界的地位。毕波的《粟特人在于阗——以中国人民大学藏粟特语文书为中心》一文在这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文中所讨论的粟特人书信,清晰地表明粟特人所拥有跨地区商业网络——该网络涵盖了从中亚到中国的广阔区域,西起粟特本土、七河流域,东至唐都长安,南入吐蕃控制的青藏高原,北及回鹘腹地的蒙古高原,而于阗就是粟特商业网络的重镇之一。对于粟特商人经营的具体商品及其经济实力,这些文书也有所反映。尽管信息有限,却强有力地印证了丝绸之路的繁荣状态。
于阗的唐朝守军,大部分来自中原。段真子的《汉籍抄本在于阗——以中国人民大学藏西域汉文文书为中心》一文就讨论了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即中原的传统典籍在唐代和田地区扮演着何种角色。在人大文书中,既有《孝经》等传统儒家经典,又有《兰亭集序》《尚想黄绮帖》等法书法帖。这说明,虽然昆仑山下的唐朝军队已与长安失去联系多年,前途未卜,但唐朝军人还有可能在背诵《孝经》、教孩子临写王羲之。通过这些残纸断篇,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几千年未曾中断的强大生命力。
总之,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我们希望这批材料能揭示更多此前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从而加深我们对当时该地区商业、军事、语言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唐代的西域管理和丝绸之路的认识。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相关检测还在进行中,所以针对这批材料所展开的研究的有效性,仍取决于未来的科学检测结果。
引用本文
孟宪实. 新资料新视野——中国人民大学藏西域文书研究[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2, 36(1):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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