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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大学监察专员吴付来为论坛致辞。作为新中国第一家以国学命名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遵循大国学、新国学的学科发展方向,努力探索和完善学科建设体系,逐步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机制。国学本科专业被教育部特设为交叉学科,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建设新的增长点。今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要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有机结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希望国学院能够坚守初心,潜心治学,扎根中国,因时而进。更好地发挥国学在加强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开创国学教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新局面,推动国学教育行以致远,再续华章。
随后,九名嘉宾针对上半场“中国古典学概念与范畴”的主题依次进行了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乌云毕力格发言的题目为《有关中国古典学的诸设想》。人大国学院自建院以来,一直秉承“大国学”理念,强调文史哲贯通,将各种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研究范畴,纳入研究视野中。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人大国学院提出建设中国古典学学科和学术研究体系的设想,并从名称、时段、研究领域、方法论、学科建设五个角度,扼要介绍了人大国学院对中国古典学的理解,期待能够在交叉学科门类下面,申请构建中国古典学的一级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张江的发言题为《训诂与阐释》,表达了对“训诂阐释学”这一学科科目概念的看法。张江表示,中国古代有丰厚阐释学经验,但有阐释而无学。中国阐释学要想有自己的完备体系,必须与训诂结合起来,训诂要走到前沿,也必须和阐释学相结合。从方法论意义上,阐释学是学科交叉的抓手。文史哲交叉是新文科建设的当务之急,建设中国古典学则是文史哲交叉的抓手。
光明日报原副总编李春林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古典学的破圈和跨界》。李春林认为国学院举办此次研讨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今年教育界几个标志性事件与今天人大国学院的探索,都有一个核心要义,那就是交叉、融合,破圈、跨界。国学院探索在交叉、融合中建设中国古典学一级学科,标志着人文研究领域的交叉、融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他期待人大国学院坚持尊德性和道问学并重;坚持致广大和尽精微并重;坚持继往圣和开来学并重,现在做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的试验田,将来做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的示范田。
河北大学副校长过常宝发言的主题为《中国古典学的话语体系建设》。过常宝表示,建设话语体系应从三方面入手:第一,新学科建构应该从话语体系建构入手;第二,应认真梳理传统学术的话语方式;第三,建设融合古今的新话语体系,必须深入研究和继承传统话语方式,并符合现代学术和话语规范。
浙江大学刘迎胜作了名为《西域语文及史地研究的人材培养与学科划分问题》的主题发言。刘迎胜表示,基于中国国情,边疆问题仍是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而国内有关西域古代文献研究人才培养的机制,与我国国际地位严重不相符。因此,人大国学院把西域古典研究列入大国学范围,是非常重要的创举。经过近20年的发展,把国学整合为中国古典学,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有多元历史文化的国情。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古典学与敦煌学》。敦煌学研究离不开相邻学科的研究,离不开对汉唐中原文化的研究,更离不开对敦煌相邻地区文献资料的研究。郑炳林表示,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需要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无法单靠某一个学科,而是需要复合型人才。敦煌学是中国古典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古典学建设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的发言题为《“回归”与创新——关于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肖永明表示,把中国古典学放到交叉学科门类下,成为一级学科,是一种可行的、操作性很强的选择,中国古典学学科的设置适逢其时。我们在学科建设中,需要注意解决知识基础问题、知识构架合理性问题、学科研究方法以及具体操作等基础性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屹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文化传统对佛教思想的改造三例》。他通过对正、像、末三时的确切时间、南朝真谛三藏“人种说”、佛教末世论3个具体例子,表示中国文化传统对佛教的影响、改造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中国古典学术的认识。
陕西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曹胜高作了题为《中国古典学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的发言,提出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需要思考以下问题:第一,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需要按照人才培养模式思考;第二,要有自己的学理阐释;第三,要有自己的学术史;第四,必须有专业的设置;第五,中国古典学要有不同于、立足于、超越于其他学科的研究路径;第六,要直面国家巨大需求,解决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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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场的研讨,八名嘉宾围绕“中国古典学具体问题与方法”进行了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的发言题目为《古典学视阈下的西夏学》。史金波表示,从古典学的角度来审视西夏学,对进一步推进西夏学深入发展有重要意义:西夏学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古典学常见的学术路径;古典学往往以解读难以释读的文献为重要工作内容,西夏学符合这一特征;西夏学具有古典学恢复古代社会生活的特点;西夏学在发展过程中还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具备古典学的主要特征。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原党委书记李国英发言的题目是《关系推衍考证法的初步思考》。李国英表示,中国传统考据采取的是“发疑→求解→证明”的模式。传统考释很难聚合大量材料,发现的大都是个例性问题,证明也是在有限范围内证明,所以可以尝试在数字化条件下构建新模式,即“关系→推延→证明”模式。此模式利用已经确认的关系,创建新关系,建构关系库,进行智能化推演,扩展了推演范围,提高了考证效率与精度,为数字化技术介入提供了可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
河北大学国学院院长李金善的发言《中国古代灾异研究的新思维》,从中国古代灾异记录是一部与灾异斗争史、一部思想发展演进史、一部灾异律学史、一部灾异信息系统史、一部灾异文化发展史等五个面向进行了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进行了题为《古典学、国学与经学》的发言。他表示中国古典学确立的基本目标,在于建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国学并没有提出独立的方法学概念,中国古典学的提出,正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实证主义方法的建立,是古典学成立的前提条件。实证主义方法与乾嘉考据学有内在呼应性,中国传统学术还有更为重要的文史校雠方法。中国古典学的建构,要把这一方法当作首要方法来考虑。
北京大学中文系孙玉文发言的题目是《谈谈从内容安排的整体性出发阅读〈论语〉》。孙玉文认为,中国古典学大致相当于原来的国学范围,建立中国的古典学既要借鉴西方,又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希望中国古典学的建立,能够使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本的阅读,比以前更精准。并以《论语》研读为例,指出要从整体性上把握《论语》的思想内容。这一阅读方法对中国古典学在方法论上有很好的理论启示。
北京大学中文系刘玉才发言的题目为《中国古典学的建构刍议》。刘玉才对何为古典、古典与经典的关系、西方古典学的知识体系及其借鉴意义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梳理。刘玉才认为,构建中国古典学,基于中国学术文史不分的传统,借鉴西方古典学成熟的学科建构。中国古典学已具备很好的学科基础,虽然借鉴了西方古典学的称谓,但并非是新瓶装旧酒,而是参考西方古典学的理论方法与中国古典研究的实践,兼顾传统学术理念与现代学术分工。
《世界宗教研究》副主编李建欣的发言题目是《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中国古典学的重构》。李建欣表示,《新文科建设宣言》的发布,拉开了中国高校新文科建设的序幕,中国古典学的提出恰逢其时。这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问题,也是为中华文化续命,为中华民族铸魂。中国古典学是一个综合性、交叉性的人文学科。发展中国古典学不是全面复兴传统文化,而是将现代的学术方法、工具、进路,应用于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同时要高度重视现代信息技术,在全球视野下进行研究。
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沈卫荣的发言题目为《构建以国学为基础的中国古典学》。沈卫荣认为,从国学回归到中国古典学,是一种理性和学术的回归。中国古典学实质上是对西方古典学的一种反抗、拯救、超越。古典学并不是西方特有的,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自己的语言、文化、文本,只是在学术方法上与西方对应。今天严格的学科分野、精细的学术分工,实际上是美国工业化的结果,给我们的研究穿上了越来越多的紧身衣。回归到中国古典学,文史哲可以不分家,中国古典学就是新文科建设的抓手。
论坛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庆中进行了总结发言,表示国学院在建院之初,就已经埋下了古典学的伏笔,英文名称实际上就是“古典学”。杨庆中认为,各位嘉宾的发言内涵非常丰富,涉及的面广而深,围绕古典学学科建设问题各抒己见,提出了非常富于启迪的建议。这不仅是对中国古典学学科的探讨,更是对人大国学院古典学学科建设的建言献策和精神鼓励。
(责任编辑:杨钰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