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巴塞尔协议三十周年、中国实施巴塞尔协议二十周年、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十周年，对国内外金融风险管理发展进行系统回顾和反思具有重要意义。研讨会发布了题为《巴塞尔协议III改革、风险管理挑战和中国应对策略》研究报告。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中国银行董事长陈四清、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张燕玲等嘉宾与会，共同讨论中国金融风险管理发展相关议题，为中国银行业乃至金融业的风险管理和稳健发展出谋划策。
开幕致辞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兼院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庄毓敏主持。
刘伟首先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为题致辞。他表示，中国人民大学拥有国内领先的金融学科，2013年7月开启国内首个金融风险管理学科建设项目，将现代金融风险管理前沿理论与技术方法，系统纳入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体系，为培养金融风险管理高端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依托人民大学学术资源重点建设的新型高端智库人大重阳，联合各方共同举办这次活动，旨在充分发挥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专业研究能力、社会和政策影响力，在金融风险管理方面做出新的贡献。
刘伟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运行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都可能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总体可控，但仍然处于风险易发、多发期。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当中，我国必须立足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发展金融风险管理需要学习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同时，要积极研究和探索发展中国家的独特规律和模式，以维护金融稳定和推动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和指导标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陈四清主要围绕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建设进行致辞。他认为，风险管理是金融发展的永恒主题，对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巴塞尔协议构筑了全球银行业稳健运行的监管架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主动适应监管的要求和形势的变化，不断提升风险治理能力和水平。
陈四清认为，我国银行业应做好以下四点：一是健全风险治理架构，强化董事会及其风险管理专业委员会的风险管理职责，把风险管理纳入银行总体战略；二是完善风险偏好体系，把风险偏好确立为风险治理的重要工具；三是提升风险计量能力，围绕数据、系统、模型等风险计量的决定因素，持续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风险计量的准确性和适应性；四是大力培育风险文化，坚持风险管理人人有责，风险管理以人为本。他指出，服务好实体经济是银行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银行业要围绕国家“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工作要求，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着力履行使命担当，大力服务国家战略；着力传导货币政策，大力支持小微企业；着力深化改革创新，提升金融服务效率。陈四清强调，当前，各方要增强合力，共同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将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指引下，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郑新立以“关于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几个问题”为题致辞。他从宏观经济角度提出当前金融领域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五个问题。一是要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为应对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出口压力，不能仅仅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需要在扩大内需中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二是扩大直接投资是金融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我国应该将股票发行制度从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也应该扩大资产证券化的规模，同时加强严格的监管。三是抑制房价上涨不能用收紧银根的办法。由于人为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筑起行政壁垒和政策壁垒，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关键在于城乡建立一体化的住房市场。四是激活农村土地资本促进乡村振兴。通过乡村振兴政策能够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新动能。农村投资的关键在于把农村土地搞活，实现“三权分立”，即所有权归村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放开搞活，发展规模化经营。五是研究建立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三足鼎立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会迫使国际储备货币的政府对其币值的稳定负责任，这样才可能使国际经济走向稳定。
主旨演讲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张燕玲主持。
刘明康以“反思金融危机，迎接未来挑战”为题作主旨演讲。他认为，金融危机可以视为对一个金融体系潜在失灵问题的集中纠正。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深刻检视和反思金融系统内在问题的重要窗口和机会。2008年由次级房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一个超越历史经验的复杂金融体系的一系列内在问题。
刘明康认为，反思金融危机，需厘清这次金融危机的关键词——错配。危机的教训是错误的机构在错误的周期内以错误价格与错误的交易对手进行交易。同时，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市场主体都没有足够的主动性和能力纠正错误。事实证明，事后的纠错需要花费高昂的成本，可能数百倍于事前防范的成本。对错配的纠正也就是对常识的回归。巴塞尔协议的核心，也是银行持续运营的本质规律。坐实资本+厘清资产，保持真实合理的资本充足水平是银行经营的应有之义。良好有效的公司治理是核心要义。
刘明康表示，目前，仍需要进一步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基于金融体系和金融业务复杂化而进行的监管规则设计是否会导致自身的过度复杂化，从而产生两个方面问题：一是监管成本的高企；二是加重市场规避监管的冲动，造成更为无意义的“猫鼠博弈”。第二个方面是通过股改上市推进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造，需要同步反思资本市场的成熟度和完备性对上市银行经营行为的影响。缺乏耐心、短视的资本市场是否也会对上市银行的风险偏好和经营行为产生扭曲。第三个方面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影响金融商业模式和风险形态的重要变量，且影响速度正在显著加快，不同金融业务和机构之间的边界似乎正在变得模糊。如何前瞻性的研判应对，在创新和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合理地设置监管标准，都是现有规则体系尚未深入讨论的方面。
研究报告发布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陈忠阳在研讨会发布《巴塞尔协议III改革、风险管理挑战和中国应对策略》智库研究报告。研究报告总共涉及十二个部分，即巴塞尔协议三十年发展阶段划分、巴塞尔协议三十年演变的特点、资本监管的本质、巴II所确立的现代资本监管精致框架、2017年巴III改革的重大历史性方向性调整、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发展、经济资本的战略应用价值、经济资本和监管资本的互动发展和挑战、风险管理和资本监管面临的困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发展历史阶段划分、中国金融风险管理和资本管理问题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应对策略建议。
报告从九个方面提出中国应对策略建议，一是高度重视，积极学习并从本质上实施巴塞尔协议；二是重视和发挥资本的作用，积极开展经济资本管理；三是利用资本监管推进守底线的长效机制建设；四是利用资本管理处理好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的关系，摆脱“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管理困境；五是以加强资本监管为契机完善破产制度，建立正常风险传导机制；六是促进金融风险反映实体经济风险，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七是重视风险管理分析性和科学性，理性看待风险量化模型发展，加强风险量化模型应用管理，促进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的结合；八是积极探索衍生产品和资产证券化等风险转移活动，同时加强审慎监管；九是借鉴和利用现代资本管理机制加强党对金融和经济活动的领导。
圆桌讨论环节由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主持。
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培训部主任罗平，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郭宁宁，粤财集团首席风险官俞勇，毕马威金融风险合伙人曹劲，IBM大中华区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副合伙人、金融行业风险解决方案负责人王为东参加圆桌讨论。
罗平以“实施巴塞尔协议的几个没有想到”为题发言。在回顾过去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走过的道路，他将自己的感触概括为五个没想到。第一个是没想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如此之大。中国版本的巴塞尔协议一出台，就成为银行审慎监管制度的核心，并作为国有银行注资和后来上市的标杆，大大提升我国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第二个是没想到巴塞尔协议会变得如此复杂。巴III已经不是资本协议，而是全球范围内提高银行和银行体系稳健性的监管框架。第三个是没想到发展中国家实施资本协议的难度如此之大。我国审慎监管的基础不够牢固，银行监管工作的重点也不同于与发达国家。第四个是没想到结合国情实施巴III如此困难。讲结合国情，原则上只能从严，不可宽松。第五个是没想到这次机构改革将拟订（重要性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郭宁宁以“金融科技创新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为题发言。她表示，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金融科技全面融入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有效降低经营成本，提高服务效率，提升客户体验，推动商业银行向“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场景化”转变。但金融科技并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金融的核心仍然是“经营”风险，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仍然是衡量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基础。金融科技的发展正是为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提供了新技术、新思维、新模式和新手段，需要我们积极利用、深度融合，解决传统金融风险管理无法覆盖或无法破解的难题。未来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式将发生巨大变化，前沿科技必将进一步助力风险管理，重塑金融生态。
俞勇以“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为题发言。他表示，当前监管制度下金融控股公司存在三大风险点，一是当前对金融行业尤其是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存在盲区和监管套利的现象。二是实体企业资本脱实向虚，加剧产业空心化。由于在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之间缺少隔离，风险传递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三是部分企业利用监管漏洞，从事内幕交易等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严重危害市场环境，股权的盘根错节有可能造成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为此，俞勇提出四个相关建议。一是加强各监管部门间的协作，开展充分的客户信息交流与其他信息交流，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框架。二是强化金融控股公司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并依此制定差异化的监管实施细节。三是在制度上进行弹性化管理，针对不同主体和业务在监管细节上要有区别。四是资本标准是金融监管的主要抓手，要以内核管理为主，构建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
曹劲以“大数据风险管理能走多远”为题发言。他认为，风险管理在全面风险体系中是体系层面的问题，巴塞尔协议更多的是在工具、手段和思路层面的风险管理工具，它以风险计量技术、资本管理作为目标，并不能完全解决宏观层面、策略层面和战略层面的问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是帮助解决风险管理问题的好工具，可以解决早期预警问题，全面分析潜在风险问题，通过科技手段可以做的更加有效果，但它依然只能解决部分问题，需要与巴塞尔协议内评法相结合，共同解决风险管理在手段、技术、战术层面的问题。在我国，巴塞尔协议的应用场景就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和金融环境，巴塞尔协议在应用时面临中国特色环境的挑战。在实施阶段，巴塞尔协议要考虑到我国具体国情，适当推行巴塞尔协议，这样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王为东以“大数据+AI在风险管理的应用”为题发言。他表示，中国银行业积累的数据比国外银行业的范围更广、数量更大、类型更多，要把这些大数据融入信贷管理之中，提高商业银行信贷管理的敏感性和实时性。巴塞尔协议可以作为提高风险管理敏感性的一个有效工具，实现大数据、人工智能与风险管理相结合，可以更好地服务银行业的风险管理。由于传统评级体系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大数据与风险管理相结合的风险预警，可以更好地响应周期效应，优化信贷管理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传统的巴塞尔资本管理是非常复杂的体系，为更好地贴近业务的发展，我们需要利用其他的工具提升风险管理的敏感性，把数据和模型的优势发挥到最大，使用人工智能提升模型估计的准确率。如何将AI、大数据与现代风险管理体系结合起来，将金融科技纳入监管体系，这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在下午平行会议环节，与会专家分别围绕“现代风险管理机制建设”“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和科技应用”两个主题进行闭门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