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往研究大多没有充分考虑微观关系距离与宏观社会生态的交互作用（比如：国家文化对信任水平的影响可能在不同的关系距离下是不同的），且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很多局限（比如：仅在个体层面上进行分析等）。对此，中国科学院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蔡华俭研究组的科研人员进行了4项研究，进一步揭示关系距离与社会生态的交互作用对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
研究1是对以往研究进行整合性的元分析，这些研究聚焦于比较信任水平在英语文化圈与儒家文化圈间的差异，覆盖来自5个西方英语国家的15281名被试以及来自6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16226名被试。结果发现：在不同类型信任测量（态度信任和行为信任）的结果上，关系距离与文化圈之间均表现出交互作用；英语社会被试对疏远他人的信任比儒家社会被试更高，而这种差异在对亲近他人的信任上不明显。
研究2通过线上实验对关系距离与国别的交互作用进行了更详细的考察。研究者分别测量了来自中国（126名）、日本（139名）和美国（142名）三所大学的学生被试对关系亲近者、关系一般者以及关系疏远者的信任水平。结果发现：与研究1相同，关系距离与国别在态度与行为信任测量结果上均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如图1和图2所示，美国被试对疏远他人的信任整体上高于东亚被试，而在对亲近他人的信任上，国家间差异不明显。
图1 关系距离与国别在态度信任水平上的交互作用
图2 关系距离与国别在行为信任水平上的交互作用
研究3主要探究社会生态变量与关系距离的的交互作用，研究者对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2005-2014年）覆盖77个国家174325名被试的态度信任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关系距离与多种社会生态变量在信任上均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对疏远他人的信任水平在个体主义文化倾向更高（图3）、经济政治发展水平更高、基督教影响更深以及自然环境更宜人的国家中更高，但在对亲近他人的信任水平上，这些社会生态变量的差异并不明显。
研究4进一步将国家间比较的结果聚焦到同一国家内部。通过对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覆盖28个省份10968名被试的信任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关系距离与各省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取向（图4）、政府管理水平以及流行病压力之间的交互作用与研究3的结果一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两个大样本研究中作者均发现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对交互作用具有独特的贡献，说明文化差异是国家或地区信任心理差异的重要解释变量。
图3 关系距离与国家集体主义取向在态度信任水平上的交互作用
图4 关系距离与省份集体主义取向在态度信任水平上的交互作用
综上，研究者通过大量的数据以及不同层面的分析，证明人际信任受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特别是文化）的交互影响，为今后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该研究中经典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所设想的文化差异更多表现在对疏远他人的信任水平上，而对亲近他人信任水平的文化差异往往很小，这说明首要群体（primary group）中的合作与信任可能具有泛文化（pan-cultural）的适应价值。因此，在今后针对社会关系的文化差异研究中，应综合考虑宏观与微观环境的作用以及文化心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此外，鉴于文化的复杂性（比如：情境特异性，横跨微观、中观、宏观水平等），研究者应尽量提高在样本和方法上的研究多样性，力求得到更可靠、更具推广性的结果。
该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80094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324）和心理所青年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Y7CX313008）的支持。
研究论文已发表于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敬一鸣助理研究员和蔡华俭研究员为论文共同通讯作者。
Jing, Y.*, Cai, H.*, Bond, M. H., Li, Y., Stivers, A. W., & Tan, Q. (2020). Level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 The micro–macro interplay between relational distance and human ecolog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37/xge0000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