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存在比较明显的性别差异，临床观察表明就诊的女性的数量是男性的两倍。这个数据也获得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和社区调查的支持。导致这种性别差异的原因尚且不清楚，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主要有两种。社会性别角色理论（social gender role theory）强调，长久以来女性在许多文化中处于不利地位，更可能体验到来自家庭和工作的慢性压力。这些压力使得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到生活失控，因此诱发出比男性更高的抑郁发病率。另外一些持生物学易感理论（biological susceptibility theory）观点的研究者则注意到，女性的抑郁常常和生殖周期的事件（比如孕期、产后、更年期）联系在一起，因此认为女性荷尔蒙可能与抑郁的性别差异有关。
　　并不是只有罹患抑郁症的患者才知道什么是抑郁，事实上一些抑郁的症状几乎所有人都体验过，例如心情低落、对自己不满意，或者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换句话说抑郁并非是以一种有或无（病或非病）的形式存在，而是以一种连续体的形式存在。但是只有当症状比较多，影响时间比较长，而且对个人生活造成实质性影响的时候，个体才可能被诊断成抑郁症。因此，普通人群中极有可能也存在抑郁症状的性别差异。此外，通过将普通人群的年龄进行分组，还有可能探讨到底是社会性别角色理论还是生物学易感理论更能够解释这种可能的性别差异。两种理论都预测年龄会对抑郁症状的性别差异起到调节作用。老年组中女性荷尔蒙不再活跃，生物学易感理论会预测老年组中抑郁的性别差异要么减少要么消失。此外，由于个体社会化是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因此社会性别角色理论预测年轻组中抑郁症状的性别差异要小于年长组。
　　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神经心理学和应用神经科学实验室的王葵副研究员、陈楚侨研究员与其合作者通过元分析的方法，搜集了既往使用21题项的贝克抑郁量表（最高可能分数为63分）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文章，通过分析最后入组的84篇文章，发现总体而言女性在量表上的抑郁症状总分要比男性高1.159分（效应值d=-0.187）。这种抑郁症状总分的性别差异不受论文发表地、社会经济地位、发表年限和贝克抑郁量表的版本的影响。而且和抑郁症患者中的情况类似，这种性别差异在青少年组中就出现了，且在大于55岁的老年组中没有发现任何性别差异减少的趋势。如果进一步把被试分成年轻组（青少年和成年早期）和年长组（成年中期和老年期），研究者发现年长组中抑郁症状性别差异的效应值要比年轻组中显著大。因此，这项研究的结果和社会性别角色理论的预测比较吻合。
　　该研究还考察了这种抑郁症状的性别差异是否受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研究者使用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和基尼系数（Gini index）作为地区社会经济因素的两个指标，发现地区社会经济水平并不能调节这种差异（图一中的Cohen’s D）。此外，之前有研究发现，个体水平上社会经济地位和抑郁症状呈负相关。心理所牵头的这项研究还考察了社会经济因素与抑郁症状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是否也存在于群体水平上。结果发现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高，则该地区的研究汇报出的抑郁症状均值越低（女性：r＝-0.428；男性：r＝-0.414）；地区基尼系数越高，则该地区的研究汇报出的抑郁症状均值越高（女性：r＝0.336；男性：r＝0.356）。因此，社会经济因素在群体水平上依然会对抑郁症状的程度发挥影响。

　　图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男性抑郁均值（红色）、女性抑郁均值（蓝色）以及抑郁性别差异（黑色）的散点图。
　　该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国家外国专家局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等项目资助。
文章已于发表于Frontiers in psychology期刊:
Wang, K*., Lu, H., Cheung, E. F. C., Neumann, D. L., Shum, D. H. K., Chan, R. C. K*. (2016)“Female Preponderance” of Depression in Non-clinical Populations: A Meta-Analytic Study.Frontier in Psychology, 7:1398.http://dx.doi.org/10.3389/fpsyg.2016.01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