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手术日。
像往常一样，刘荣早在前一天就已经把手术患者的资料仔细地看了几遍。当天，他又叮嘱管床大夫再多与患者交流，这样既能缓解患者术前紧张情绪，还能实时地掌握患者的状态。
已经从医30多年的刘荣，现在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肝胆外二科主任、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截至目前，他已带领团队开展机器人肝胆胰手术逾3000例，稳居世界首位。
“医生做久了，就像老司机一样，胆子会越来越小，想事情会越来越周全。”刘荣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有时候，术前预想得很好，可等到术中、术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要格外小心”。
如何能让手术在可控的范围内进行？如何以最小的医疗创伤实现患者最优的预后？如何将医学的不可确定性降低到最小……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刘荣的心间。
前不久，他和团队的研究成果刊发在《科学通报》上，题目为《预后控制外科：从理论到实践》。作为第一作者，刘荣表示，预后控制外科（以下简称预控外科）以患者最优预后为根本目标，通过择优干预者、干预手段、干预时机的最佳组合来预控疾病风险。
一种创新的医疗理念
随着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在医疗领域的逐渐应用，以干预者经验为主导的传统医学和过度倚重干预手段的循证医学受到了新的冲击和挑战。
“我们有必要将干预者的临床经验与高等级循证医学证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相融合，通过有效地控制疾病风险使患者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刘荣基于长期的临床实践，提出了预控外科理论。
所谓的预控外科就是利用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大数据以及图像学等信息技术，预测外科疾病风险，择优干预者、干预手段、干预时机及其最佳组合，并加以控制，实现预后全程最优，使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这就涉及预控外科的四个要素，即疾病风险、干预者、干预手段和干预时机。”刘荣向记者详细解释道，疾病风险既包括了目标疾病本身的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也包括患者自身基础疾病可能带来的风险。以肝癌、肝硬化为例，严重的肝硬化程度会显著增加肝癌切除术中出血和术后肝功能障碍的风险。
干预者是诊疗过程的主体。作为预控外科的主导者与执行者，干预者不仅需要从大量的临床实践中提高临床决策和诊疗的能力，还需要在医疗科技、智能医学的发展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善于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来提高干预的有效性和时效性。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干预者是人，医疗的对象也是人，干预者需要善于控制自身情绪，通过人文关怀来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提高诊疗效果。”刘荣说。
干预手段则是完成疾病诊疗的直接工具，干预者可以运用多种创新性诊疗手段，实现可靠、高效以及个体化的精准治疗。
最后就是干预时机。“表面上看干预时机是‘看不着，摸不到’的，但经验丰富的干预者可以通过实时判断疾病风险、干预风险与患者获益之间的关系，通过评估患者获益与风险之间的最大化差值来决定最合理的干预时机。”刘荣说。
优化组合以实现最佳预后
不过，并不是在临床中把握住这四个关键点，就一定能实现患者的最佳预后。
“如果将患者预后作为最终目标的话，疾病风险管理则是实现过程，干预三因素的优化组合便是有效的实现手段。”刘荣告诉记者，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需要对干预者、干预手段和干预时机的不断优化和配置组合才能实现患者的最优预后和最佳获益。
实际上，由于教育背景和工作平台的差异，不同干预者的能力和经验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于干预手段的掌握和干预时机的把握各不相同。
而现有的医学模式过度强调了最佳干预手段的选择，忽视了干预者能否熟练掌握该项技术方法，缺乏对干预者自身专业技能和经验的评估，容易进入干预者和干预手段无法匹配的误区。
“我们首次将干预者的能力和状态纳入评价体系。”刘荣说，干预者需要不断与时俱进，调整诊疗理念，将新型的干预手段应用到干预过程中，并制定与之相应的干预时机，最终实现干预三因素的优化组合。
采访中，刘荣特别强调，预后并非愈后，而是指预测疾病的可能病程和结局，既包括了疾病的发展结果，也具有时间上的延展性。
推向最优境界的方法与策略
那么，立足于当前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纵深发展的现状，我们该如何将预控外科达到最优境界？
面对记者的提问，刘荣表示，这就需要利用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方法，通过智能医学影像识别与预测、三维重建与手术规划、术中导航、远程与智能化机器人手术系统等方法，打破传统的干预者、干预手段和外科患者的三方博弈关系，将原有的三者结合为一个新的整体，提升彼此的交互效率。
技术的进步势必推动方法的革新，新方法的应用也要有核心技术策略做保障。
具体而言，预控外科的核心策略首先就是控制出血，它是外科的永恒主题和核心技术环节，实施有效的血流控制是决定手术成败以及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其次，正确的手术入路不仅能够使手术事半功倍，减轻医源性损伤和并发症，还能够简化手术操作，便于手术的实施与推广。
“手术入路不单纯是指实施操作的路径选择，而是包含了通道、路径、目标显露在内的一系列策略规划。”刘荣以胰腺手术的入路选择为例，因为胰腺的解剖位置较深，周围毗邻的脏器及血管结构复杂，不仅手术难度大，而且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也高于其他手术。
此外，切除、重建技术也是手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它与患者预后息息相关。特别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由于其需要完成胰肠（胰胃）、胆肠、胃肠三个吻合，已成为腹部外科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术式。”刘荣希望，在预控外科理论指导下，外科手术都能以最小损伤实现患者的最大获益。
预控外科理论的产生离不开所处的时代背景，更沉淀了刘荣几十年扎根于临床的所思、所想、所悟。如果说繁重复杂的临床病例是这一新理论形成的基础，那么如何“跳出”临床抽丝破茧探寻出规律，考量的则是一个医生的格局、胸怀与睿智，而刘荣做到了。
一名好医生、一所好医院背后受益的是更多患者及家属，而一种新理论所带来的力量却不局限于此，它能推动整个学科的革新，进而提升全人类的健康水准。
“当然，任何理论的发展完善都需要一个过程，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但只要根植于实践，就一定能经得住时间考验。”刘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