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融合：国际新媒体技术研究杂志》）是一份国际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关注当代融合媒体和相关创新技术。该刊物入选美国科学信息协会（ISI）覆盖的“社会科学期刊索引”（SSCI），2021-2022年影响因子为2.311。
以“健康码”为代表的数据可视化工作如何嵌入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治理工作中？叶韦明及合作者围绕深圳市展开案例分析，结合“深圳市卫健委”团队的焦点小组与深圳市民的深度访谈材料，指出城市面对疫情危机期间，六种四级可视化（图1、图2）作为数据中介，对居民感知及社会行动模式的影响。
图1：中国在疫情防控期间经常采用的六种数据可视化方式
图2：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使用的四级可视化系统
该论文将Ruppert等人（2016）提出的数据政治（data politics）概念拓展至数据可视化政治（data visualization politics），分析了中国数据可视化政治的三个特征：共同行动、时空性和三方权力关系（图3）。总结了数据可视化中视觉经纪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用户之间的权力关系：政策制定者塑造政策，向视觉经纪人提供数据以完成可视化创作，向公众用户传播新政策；公众用户向政策制定者和可视化经纪人提供反馈，得到劝说和动员；视觉经纪人吸引、说服公共用户，并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基于证据的游说。
图3：数据可视化中的三方权力关系框架与政策制定
在这一过程中，可视化可被视作一个基础设施化的技术系统，支持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和集体行动。叶韦明及合作者指出了“可视化作为基础设施”的重要变迁，把民众在政府引导下形成集体政治主体以抗击公共卫生危机的实践书写到“数据政治”的学术脉络中。
此外，基于民众对数据的理解与可视化的现实运作情况，文章还提出了一个衡量可视化在说服与动员层面有效性的评估框架：认知、理解、信念和行动。这个框架有助于理解数据可视化如何作为一种技术设施将其功能回溯到媒体行动主义的悠久传统，为行动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工具箱来加强宣传工作。
图4：数据可视化有效性的定义和潜在因素
引用原文：Zhao, L., & Ye, W. (2022). Visualization as infrastructure: China’s data visualization politics during COVID-19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Convergence, 28(1), 13–34. https://doi.org/10.1177/13548565211069872
作者简介：
叶韦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新媒体与社会、平台社会、数据新闻与信息可视化。
赵鹿鸣，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2019级财经传媒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智能媒体与数字新闻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