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现场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宇文利教授致欢迎辞，他对各位学者的莅临表示欢迎和感谢，并转达了学校党委常务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于鸿君教授的问候。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专题讨论中，陈学明认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将会产生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生态文明，这源自于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关注，并且已经形成了成熟、前沿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他指出，实现人与自然高度和谐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努力的方向；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将会走出个人原子主义，最终把社会建立在集体本位的基础之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所要实现的不仅包括人与自然、更包括人与人关系的和谐；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社会生产的目的将转向以满足人的真实需求为目的；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将会产生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它将更加绿色、简约适度，更加符合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郇庆治则从转型政治的视角，对于社会生态文明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解读。他指出，党的十九大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强调，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意味着或者指向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他认为，与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绿色左翼”政党与政治不同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与文化观念体系基本得以确立的宏观背景与语境下进行的。其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绿化和政治领导作用发挥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共产党是无可置疑的领导核心。因而对于当今中国来说，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必须既做到生态上进步，又符合社会主义政治取向。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古典社会主义未来社会设想”专题讨论中，雅克·比岱着重讨论了始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激进左翼政治对于生态环境议题的逐渐阐发或吸纳的过程，强调对马克思理论中的核心术语（比如历史唯物主义）和基础文本（比如《资本论》）的深入阐释表明，他是现代政治生态学毫无争议的创立者，同时他也承认，从生态与组织、生态与世界体系、生态与世界国家等当代议题来看，我们需要超出马克思时代更多着眼于经济技术和阶级结构所做的理论分析，以便更好地应对人类社会现时代所面临的绿色挑战。大卫·科兹则重点概述与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古典设想以及时代价值，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概括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企业内部生产的计划性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国家消亡趋势等观点，对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和社会主义的绿色变革依然具有一定的规约与启发价值，比如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体制、经济的社会计划性、以人类发展需要而不是商品利润为本等，同时也应高度关注那些明显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议题（比如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国家的非政治功能等）。
在“社会主义的绿色转型：前景与挑战”专题讨论中，克劳斯·托马斯贝尔格从欧美与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不同转型背景与语境入手展开讨论，他认为欧美社会的一般性环境条件决定了其执政党和政府即便有善良的绿色变革政治意愿，也难以真正推动人类社会面临的包括生态环境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难题解决，比如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因为社会的真正权力在于跨国资本或私人企业而不是国家或政府，而跨国资本或私人企业绝不会认真考虑社会公共利益和关切，相比之下，当代中国及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有着强大的整体驾驭能力与执行力，因而更有可能实现所做出的政治承诺比如生态文明建设。他强调，社会主义一般制度条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也面临着诸多需要深入讨论与认真应对的问题，比如克服经济增长与生态可持续性间的矛盾、探索对于市场及其竞争的替代性机制、促进与实现本质上是综合性的社会主义变革、构建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体与文化等。宇文利作总结发言，他强调，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一种既红又绿的新型社会主义生态运动或生态主义社会运动，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这一进程还只是刚刚开始，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阐述，也需要更积极地学习世界各国在推进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有益经验。
合影留念
13日下午，克劳斯·托马斯贝尔格就“波兰尼的《大转型》与人类21世纪”作专题演讲。郇庆治、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军教授参加讲座并作学术点评。托马斯贝尔格认为，波兰尼的研究成果之所以近年来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在于2010年后危机时代的欧美社会与文明正面临着与波兰尼所讨论的世界一次大战前后颇为相似的状况，即基于（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理想的工业现代文明“轰然坍塌”，而如何实现这一社会与文明的重建或“大转型”成为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无论如何，（新）自由主义者所极力宣扬的“自我规制的市场（经济）”从来就是一个神话甚或骗局。郇庆治指出，关于波兰尼著述及其研究的深入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新世纪以来欧美学界变得颇为流行的绿色左翼转型话语，尤其是社会生态转型话语，并将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置于这样一种“红绿”国际背景与语境之下，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与制度框架下的“绿色转型”，不仅要致力于解决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时还要趋向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生态否定与超越的新社会和新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