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 陈尧, 唐鹏^,, 冯月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都 610065

Influence of family life cycle on farming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exit rural residential land

LI Min^,, CHEN Yao, TANG Peng^,, FENG Yue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通讯作者: 唐鹏,男,四川南充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制度。E-mail: tp2han@163.com

收稿日期:2019-12-16修回日期:2020-04-20网络出版日期:2020-09-25

基金资助:

四川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20JDR0106 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CR191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YJA790051

Received:2019-12-16Revised:2020-04-20Online:2020-09-2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李敏,女,四川达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土地制度与管理。E-mail: lim36@163.com






摘要
家庭生命周期是影响农户行为和决策的重要因素,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研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助于识别农户的不同政策需求和阶段演变规律。本文阐释了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综合影响和具体影响机理,并运用四川省典型地区的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家庭生命周期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住宅需求、劳动分工和供养负担3个方面;②家庭生命周期的复合影响在于,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存在显著差异,随家庭生命周期演变呈“N型”（即低—高—低—高）变化趋势;③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其中成长核心家庭更关注子女教育和家庭资本积累,成熟核心家庭更倾向于城镇迁移,扩大家庭Ⅰ更在意供养能力提升。因此,政府应当在普适性政策下采取差异化措施以回应农户不同家庭特征和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政策需求。
关键词： 家庭生命周期;宅基地制度;农户退出意愿;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四川省

Abstract
Family life cycl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influences farming households’ behaviors and decisions. Examin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willingness of farming households to exit from their rural residential 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life cycle is helpful to identify farming households’ different policy needs and pattern of change at different stage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omprehensive impact and specific impact mechanisms of family life cycle on the willingness of farming households to withdraw from their homesteads, and conducted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farming households in typical areas of Sichuan Provin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pecific impact of family life cycle on the willingness to withdraw from a homestead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housing demand, division of labor, and support burde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arming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exit from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t different family life cycle stages, which appears in a N-shaped trend through the life cycle (low-high-low-high). In additi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key factors impacting the willingness to exit in different life cycle stages. Growing nuclear familie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family capital; mature nuclear families are more inclined to migrating to an urban area, and extended families with young grandchildren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bility to support the family. Therefore, under a consistent policy the government should adopt differentiated measures to respond to different farming household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policy need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family life cycle.
Keywords：family life cycle;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stitution;farming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exit;b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ichuan Province


PDF (2948KB)元数据多维度评价相关文章导出EndNote|Ris|Bibtex收藏本文
本文引用格式
李敏, 陈尧, 唐鹏, 冯月.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资源科学[J], 2020, 42(9): 1692-1703 doi:10.18402/resci.2020.09.05
LI Min, CHEN Yao, TANG Peng, FENG Yue. Influence of family life cycle on farming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exit rural residential land. RESOURCES SCIENCE[J], 2020, 42(9): 1692-1703 doi:10.18402/resci.2020.09.05

1 引言

有关农户退出宅基地意愿的影响因素,总结已有研究主要是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共同影响的结果^[1]。内部条件方面,主要侧重于对家庭特征因素的影响研究,如家庭收入状况、资源禀赋、权属意识、非农就业情况、宅基地持有情况等^[2,3,4];外部条件方面,主要侧重于对政策和环境的影响研究,如户籍制度^[5]、宅基地确权制度^[6]、农地流转情况^[7]、宅基地退出外部环境 ^[8]等。这些研究表明家庭特征是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重要因素,但一般是将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国是一个“家本位”的社会,往往农户行为与决策都是家庭整体意愿的体现,需要重视家庭整体决策带来的影响。同时,****们重点考察的是农户个人或者家庭当前状况的影响,而未考虑到家庭特征其实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家庭从形成、发展到解体呈循环运动的变化规律^[9],在不同周期阶段,家庭成员的数量、结构、关系类型和家庭功能等都有所差异,进而影响到家庭行为和决策^[10]。因此,家庭生命周期是理解家庭行为和决策的重要视角^[11]。

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证明了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经济行为的关系：①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经济状况、消费行为。家庭生命周期与家庭经济收入有直接的关系^[12],且家庭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家庭消费结构、偏好和消费模式具有明显区别^[13,14]。②家庭生命周期与家庭劳动力。家庭生命周期的演变伴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减,家庭人口负担^[15]、就业选择以及劳动力流动特征^[16,17]均发生变化。③家庭生命周期与土地经营。随着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劳动力数量、资本积累、消费偏好会有所不同,土地利用方式^[18,19]和土地经营规模^[20]也会有所差异。土地流转背景下,农户还会根据不同阶段的需求作出土地流转决策或退出土地承包权,以平衡家庭“劳动-消费比率”^[21,22,23]。可见,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的土地经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但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关注家庭生命周期对承包地经营和流转的影响,尚未有****提及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系。而家庭生命周期带来家庭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差异,会导致家庭住宅需求^[24]、就业选择^[16]、经济水平^[12]等方面的差别,这些因素又显著影响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意愿。

鉴于此,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研究家庭特征动态变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对于识别农户的不同政策需求和阶段演变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对传统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框架进行了改进,不仅考虑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带来的复合影响,还具体阐释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具体影响机理,验证不同类型家庭的影响因素差异,并运用在全国较早开展宅基地制度改革、宅基地腾退和确权颁证等探索工作的四川省典型地区的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2 理论框架与影响机理

2.1 家庭生命周期划分

家庭生命周期的概念最早由Rowntree^[25]于1902年提出,而后形成基本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26,27],1947年Glick提出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为****们普遍接受^[28]。随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基本概念和内涵,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方法也逐渐细化。然而无论划分依据如何改变,研究目的和样本数据的完整性都是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划分的重要考虑因素^[29]。

由于国内外家庭传统文化的差异,国外传统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在中国并不完全适用^[30]。一是因为中国农村新婚夫妇通常与父母居住一段时间后才分家立业,故新家庭的建立并不是从结婚开始,而是始于析产分家;二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父母年迈后多与子女一起生活,往往呈现出“数代同堂”现象。因此,有必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以及研究目的对传统家庭生命周期模型进行调整。而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农村地区“分户不分家”的现象普遍,即两个（或多个）家庭虽然分户,但仍长期一起居住生活,故以家庭常住人口为参照来划分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此外,由于家庭成年人口直接影响家庭就业情况,故着重考虑了家庭成员中子女和孙辈是否成年的情况;且由于教育的发展,农村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日益增加,而这部分人群并未就业,故以是否在读来判别是否成年。根据已有研究^[22,24,31],结合中国农村家庭实际、研究目的及资料完整性,依据家庭常住人口以及人口结构等因素将农村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6个阶段（表1）。

Table 1
表1
表1农村家庭生命周期划分
Table 1Rural family life cycle stage

家庭类型	主要特征
夫妇核心家庭	新婚夫妇与原生家庭分离,未生育子女
成长核心家庭	夫妇生育子女,子女未成年
成熟核心家庭	子女成年但未生育,仍共同居住
扩大家庭Ⅰ	子女生育,三世同堂,孙辈未成年
扩大家庭Ⅱ	子女生育,三世同堂,孙辈已成年
萎缩家庭	成年子女离家

新窗口打开|下载CSV

2.2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机理

家庭生命周期是家庭人力资源的综合体现,随着生命周期阶段演变,家庭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随之变化,相应地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家庭需求、劳动分工、供养负担等家庭特征也会有所区别,从而导致农户家庭对宅基地的价值认知和依赖程度不同,进而影响其宅基地退出意愿（图1）。

图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1家庭生命周期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理论框架

Figure 1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amily life cycle influencing farming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exit rural residential land



具体来说,家庭生命周期演变带来家庭规模的扩大或减小,家庭住宅需求随之变化,进而影响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意愿。一方面,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住宅面积需求存在差异^[24]。当农户析产分家形成新的家庭,此时家庭规模较小,对家庭住宅的面积需求也较小;随着子女的出生、婚配和生育,家庭合并或扩张,家庭规模增大,住宅面积需求增强,由于存在宅基地退出政策,地方会加大对农房扩改建的限制,促使更多的农户退出宅基地,选择到集中区新建住房或在城镇购房等方式解决住宅面积需求,此时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概率更大;当家庭进入萎缩阶段,户规模减小,住宅面积需求随之下降。另一方面,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居住质量需求存在差异。处于成熟扩张期的家庭通常规模较大,由于举家迁移的困难性,主要通过对原有住宅修缮来改善住宅质量;处于新生或解体期的家庭通常规模较小,多倾向于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更为完善的中心村或城镇生活,故其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概率较大。

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家庭内部劳动能力存在差异,成员分工不同,会对家庭生产决策产生影响。一方面,如果处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劳动力数量多的阶段,由于劳动边际回报减少,将刺激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在非农就业市场中竞争力较大,适应城镇环境的能力较强,更倾向于外出务工^[32]。已有大量研究证明,农户非农就业程度显著促进其宅基地退出意愿^[2,3,4]。因此,在家庭生命周期发展中,劳动力数量多和年轻化的家庭外出务工的概率较大,通常部分或完全脱离农业,投身二三产业,居住和生活地点由农村转向城镇,此时农村宅基地的居住和保障价值相应弱化^[33],更加注重宅基地退出带来的额外经济价值,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概率更大。而在生命周期后期,老龄化的家庭由于优势下降,对农业生产的需求较高,比较依赖宅基地的居住价值和生产生活功能,故退出宅基地意愿较弱。

家庭生命周期伴随着家庭人口结构的调整,家庭人口负担也在不断变化。随着子女出生和父母衰老,家庭承担着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的义务,供养负担和经济压力逐渐增重,比较依赖于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功能及其提供的低廉的生活成本,从而制约了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意愿。

综上所述,家庭生命周期带来住宅需求、劳动分工和供养负担等家庭特征的变化,从而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

2.3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类型农户的具体表征及其宅基地退出意愿分析

夫妇核心家庭从原生家庭分离出来,形成新的家庭。此阶段家庭没有需要抚养的小孩和需要赡养的老人,非农务工成为大多数青年夫妇家庭的就业选择,对农村土地的依赖性较弱。家庭规模较小,对住宅的面积需求不大,考虑到今后子女教育问题,更为注重住宅环境或区位条件,向往环境更好、发展机会更多的城镇。且由于家庭资本积累少、城镇生活成本高,其愿意退出宅基地以获取额外经济收入或置换新房的概率较大。

成长核心家庭存在未成年子女,抚养子女是该阶段家庭的主要任务。随着人口的增加,此类家庭住宅面积需求增加。但由于处于此阶段的家庭资本积累较少、外出务工的生活成本较大,且未成年子女异地就学门槛较高,大多数家庭会选择在家养育下一代,通常表现为女方回到农村照顾孩子,男方留在城市或在当地继续打工,呈现兼业状态。处于这一阶段的家庭比较依赖宅基地的居住和保障价值,故其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概率较小。

成熟核心家庭的子女已经成人但未离家,基本无供养负担,家庭劳动力达到较高水平,通常呈现出父母、子女均在外打工的状态,家庭经济收入达到较高水平,非农化程度比较稳定。此时,更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且对城镇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宅基地的保障作用被弱化,故其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概率较大。

扩大家庭Ⅰ中既有未成年人也有需要赡养的老人,人口供养负担和经济压力较大。此类家庭通常具有较大的人口规模,住宅面积需求较高,但受到供养负担的制约,新建住房或在城镇购房的经济压力较大。而且在农村,该阶段家庭的就业结构通常呈现出代际分工的特点^[9],即中年夫妻外出打工,而父母则由于年龄增大,在城市打工的优势下降,通常会选择回到农村,在家承担抚养未成年孙子女的任务,并继续从事部分农业生产以补贴家用。考虑到生活成本和农业生产,此类家庭比较依赖宅基地的生产、生活和保障作用,故其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概率较小。

扩大家庭Ⅱ存在年事已高的老年夫妻,基本无劳动能力,处于被供养阶段;但孙辈已成年,家庭劳动力达到较高水平。此类家庭人口规模达到最大,对住宅面积的需求强烈。而就业情况常表现出分化特征,即当中年夫妇文化程度较高、城镇务工能力较强时,通常与子女一起留在城镇打工,此时家庭非农化程度高,宅基地退出概率较高;但当中年夫妇文化程度较低、随年龄增大而城镇务工能力下降时,通常会回到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并照顾老人,对农村土地的依赖性增强,此时宅基地退出意愿减弱。因此,此类家庭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存在不确定性。

处于萎缩阶段的家庭,年老夫妻单独居住或夫妻一方去世,此时夫妻大多已进入老年,养老成为家庭的主要目标。由于家庭劳动力下降,基本无供养能力,维持生活主要依靠子女赡养或社会保障。且此时在住宅需求方面,主要考虑居住质量以及生活、医疗便捷度等。因此,在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的情况下,此阶段家庭通常会选择居住条件更好的中心村集中居住;或者进入到子女家庭,与子女一起居住,当子女家庭在城镇居住时,老人一般随之迁移到城镇,故此类家庭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概率较大。

综上分析,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类型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存在差异。其中,夫妇核心家庭、成熟核心家庭以及萎缩家庭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概率较高,成长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Ⅰ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概率较低,而扩大家庭Ⅱ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存在不确定性。

3 研究方法

3.1 模型设定

由于宅基地退出意愿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对数线性模型中的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定义农户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概率为P,则不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概率为1–P,Logistic回归模型为：

（1）y=logitP=ln(P1-P)=β0+βkfamilycyclek+∑i=1sβixi+∑j=1nβjzj+ε
式中：y为因变量,表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familycycle_k为家庭生命周期复合变量;k表示第k个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在模型计算时转换为哑变量;x_i为具体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住宅需求、劳动分工和供养负担,i表示第i个家庭特征变量;z_j为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政策因素和村庄环境,j表示第j个控制变量;β₀为模型中的常数项;β_k、β_i和β_j分别为家庭生命周期复合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待估参数;ε为残差项。回归系数的指数变换exp（β）称为变量的优势比OR,即事件发生和不发生的概率比：

（2）OR=P1-P
式中：OR值表示自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农户愿意退出宅基地概率与不愿意退出宅基地概率的比值是变化前的相应比值的倍数,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大小。OR=1表示自变量对农户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发生无作用,OR>1表示自变量会导致农户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发生率增加,OR<1表示自变量会导致农户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发生率降低。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用二分变量表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将愿意退出定义为1,不愿意退出定义为0。

3.2.2 关键解释变量

关键解释变量的选择,要充分反映出家庭生命周期特征。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研究中,****们一般都直接采用各种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作为主要自变量,如Derrick等^[29]、李志兰等^[14],也有****再结合家庭收入等其他家庭特征变量,研究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效应,如晁钢令等^[34]。因此,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内涵以及分析需要,首先设置了家庭生命周期复合变量,反映其综合性影响;但在综合影响中,无法有效反映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具体影响,所以加入了家庭生命周期具体表现的家庭特征变量。①家庭生命周期复合变量,综合了家庭成员的数量、年龄、结构、婚姻状态、工作情况等多方面的因素,是家庭特征的综合体现。具体是对不同农户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分别进行编码,为多分类变量。由于农村地区年轻夫妇与父母分家独自居住的情况较少,且年轻夫妇大多在外打工,导致夫妇核心家庭样本较少,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在实证分析时暂不考虑夫妇核心家庭。故在回归时以成长核心家庭为基准,构建成熟核心家庭、扩大家庭Ⅰ、扩大家庭Ⅱ和萎缩家庭4个虚拟变量。②反映家庭生命周期表征的具体变量。家庭基本特征变量（如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家庭职业等）和家庭结构变量（如少儿比、老年比、性别比等）都属于家庭生命周期的代表性变量^[35]。根据理论框架,从家庭住宅需求、劳动分工和供养负担3个方面设置家庭生命周期特征变量。第一,家庭住宅需求选择人均宅基地面积和城镇购房两个指标来反映。农户人均宅基地面积较大时,通常可以满足家庭规模扩大的需求,此时新建住房或在城镇购房的需求不高,故宅基地退出意愿较弱;农户人均宅基地面积较小时,扩大住宅面积的需求强烈,此时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概率较大。第二,家庭劳动分工情况通过农业生产和非农兼业两个方面反映。农业生产用人均承包地面积来衡量,人均承包地面积越大,说明农户生计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性越强,从而退出宅基地的意愿越弱。非农兼业根据农户非农就业、非农收入等因素来综合衡量,反映农户脱离农业的程度,农户非农化程度越高,其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概率越大。此外,农地流转和适度规模化经营逐步推进,会影响到农户非农就业预期与信心,进而促进其宅基地退出意愿,故选取承包地流转（仅包含承包地转出）指标来反映农户对农地依赖情况。第三,供养负担用供养人数占总人数比和家庭年纯收入来反映。由于调研发现农村中供养人数除老人和未成年人外,还存在一些其他情况如残疾、家庭妇女等,故以所有未就业人数来表示供养人数。同时,家庭收入反映了家庭的经济水平和供养能力,故本文选取家庭年纯收入（即年总收入减去年总支出）来反映家庭经济压力,家庭年纯收入越低,表明家庭供养压力越大,从而对宅基地保障作用依赖性越强。

3.2.3 控制变量

主要从个人特征、政策因素、村庄环境3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个人特征主要选取被调查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3个变量,这些个人特征会影响农户对宅基地的价值认知以及依赖程度,从而影响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2,3,4]。政策因素主要考虑宅基地退出的补偿安置政策和程序规范性。农户尤为关心宅基地及住房的补偿和安置,会对宅基地退出中获得的利益和风险进行衡量^[36],当农户认为退出宅基地“利大于弊”时退出意愿较强,而认为“弊大于利”时则退出意愿减弱。同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宅基地退出程序规范透明程度也会影响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村庄环境特征选用村庄与城镇中心的距离作为指标。当农户所在村庄与城镇中心的距离较近时,受城镇公共设施服务辐射,其宅基地退出意愿较低;而随着与城镇中心距离增大,农户有改善居住区位的倾向,选择宅基地退出的概率增加。具体的变量定义及赋值详见表2。

Table 2
表2
表2变量选取与定义
Table 2Variable selection and definition

变量	变量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预期影响
因变量
宅基地退出意愿	愿意退出=1,不愿意退出=0	0.78	0.42
关键解释变量
家庭生命周期
成长核心家庭（参照组）	0	0.24	0.42
成熟核心家庭	成熟核心家庭=1,其他类型家庭=0	0.21	0.41
扩大家庭Ⅰ	扩大家庭Ⅰ=1,其他类型家庭=0	0.33	0.47
扩大家庭Ⅱ	扩大家庭Ⅱ=1,其他类型家庭=0	0.14	0.35
萎缩家庭	萎缩家庭=1,其他类型家庭=0	0.08	0.27
住宅需求
人均宅基地面积	家庭宅基地总面积/总人数,单位：m2/人	78.12	74.25	–
城镇购房	是=1,否=0	0.11	0.31	+
劳动分工
人均承包地面积	家庭承包地总面积/总人数,单位：亩/人	0.54	0.52	–
兼业程度	完全农业=1;农业为主=2;非农为主=3;完全非农=4	3.27	0.86	+
承包地流转	是=1,否=0	0.54	0.50	+
供养负担
供养比	未就业人数/总人数×100,单位：%	0.37	0.25	–
家庭年纯收入	≤0.5万元=1, （0.5万元,1万元]=2, （1万元,1.5万元]=3, （1.5万元,3万元]=4, （3万元,5万元]=5, （5万元,7万元]=6, （7万元,9万元]=7,>9万元=8	3.79	2.01	+
控制变量
个人特征
性别	男=1,女=0	0.53	0.55	+/–
年龄	单位：岁	55.45	12.62	+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高中（职校、中专）=3, 本科（大专）及以上=4	1.57	0.76	+
政策因素
补偿安置政策合理性	非常不合理=1, 不太合理=2, 一般=3, 比较合理=4, 非常合理=5	3.11	1.06	+
退出程序规范性	非常不规范=1, 不太规范=2, 一般=3, 比较规范=4, 非常规范=5	3.52	1.05	+
村庄环境
村庄与城镇中心距离	单位：km	3.36	1.86	+

新窗口打开|下载CSV

3.3 数据来源和描述统计

数据来自2016年、2018年和2019年在四川省泸县、郫都、自贡、彭山、邛崃、崇州6个地区的调查,主要是这些地区在全国较早开展宅基地制度改革、宅基地腾退和确权颁证等探索工作,能够很好反映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特别是城乡人口大量流动、农村宅基地大量闲置等情况下的宅基地退出制度改革。在开展宅基地退出工作的乡镇村中,按村分组随机选取农户进行“一对一”访谈式问卷调查,以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农户的相关信息。研究样本共涵盖21个镇、44个村,获得有效问卷678份,其中泸县、郫都、自贡、彭山、邛崃和崇州的样本量分别为186份、125份、61份、46份、173份和87份,占总样本量的比重分别为27.43%、18.44%、9.00%、6.78%、25.52%和12.83%。

从样本构成来看,处于成长核心家庭、成熟核心家庭、扩大家庭Ⅰ的样本占绝大部分,扩大家庭Ⅱ和萎缩家庭数量较少。从家庭生命周期的基本特征来看,由于调研地区都在进行宅基地退出改革试点,故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普遍较高。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演变,人均宅基地面积总体上呈“U型”变化趋势,表明农户家庭的住宅面积需求呈现“倒U型”变化,规模越大的家庭住宅面积需求越大。各类型家庭的城镇购房概率无明显差别,成长核心家庭、成熟核心家庭和萎缩家庭在城镇购房的概率略微偏高。成熟核心家庭和萎缩家庭的人均承包地面积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家庭。除萎缩家庭外,其余类型家庭的兼业程度均处于较高水平,非农就业收入成为大多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各类农户家庭承包地流转的频率也较高,最高达到57%,最低为36%。家庭供养方面,成长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Ⅰ的供养比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家庭,具有较大的供养压力。从家庭年纯收入来看,扩大家庭Ⅱ的年纯收入最高,而萎缩家庭的年纯收入最低（表3）。

Table 3
表3
表3样本构成及基本特征
Table 3Sample composition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家庭特征	成长核心家庭	成熟核心家庭	扩大家庭Ⅰ	扩大家庭Ⅱ	萎缩家庭
样本数/户	160	143	223	97	55
频率/%	23.60	21.09	32.89	14.31	8.11
宅基地退出意愿	0.68	0.85	0.80	0.78	0.78
人均宅基地面积/（m2/人）	81.81	82.13	67.28	63.17	127.33
城镇购房	0.11	0.13	0.09	0.09	0.13
人均承包地面积/（亩/人）	0.46	0.72	0.45	0.48	0.80
兼业程度	3.35	3.31	3.34	3.36	2.51
承包地流转	0.56	0.57	0.57	0.48	0.36
供养比/%	44.89	24.24	43.95	29.94	33.21
家庭年纯收入	4.06	3.56	4.00	4.35	1.78

新窗口打开|下载CSV

4 结果与分析

采用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为增加结论可靠性,对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一是多重共线性诊断,计算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显示最大VIF值小于10,在合理范围内,故模型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二是采取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法,得到4个回归模型（表4）,模型1只加入了家庭生命周期的关键解释变量,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分别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人特征变量、政策因素变量和村庄环境变量,4个模型的大部分关键变量显著且方向一致,表明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Table 4
表4
表4家庭生命周期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4Model results of family life cycle influencing farming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exit rural residential land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B	exp（B）	B	exp（B）	B	exp（B）	B	exp（B）
家庭生命周期	成熟核心家庭	1.06***	2.89	1.06***	2.92	1.06***	2.88	1.05***	2.84
	扩大家庭Ⅰ	0.66***	1.93	0.59**	1.80	0.55**	1.73	0.54**	1.72
	扩大家庭Ⅱ	0.51	1.67	0.43	1.54	0.43	1.54	0.41	1.51
	萎缩家庭	1.19**	3.27	1.00**	2.72	1.04**	2.82	1.01**	2.74
住宅需求	人均宅基地面积	-0.00**	1.00	-0.00**	1.00	-0.00*	1.00	-0.00*	1.00
	城镇购房	0.39	1.48	0.35	1.43	0.25	1.29	0.25	1.29
劳动分工	人均承包地面积	0.66***	1.93	0.69***	2.00	0.66***	1.94	0.68***	1.98
	兼业程度	0.24*	1.27	0.24*	1.27	0.24*	1.27	0.23*	1.26
	承包地流转	0.58***	1.79	0.51**	1.67	0.46**	1.58	0.45**	1.57
供养负担	供养人数占总人数比	0.11	1.12	0.07	1.07	-0.04	0.96	-0.05	0.95
	家庭年纯收入	0.15***	1.17	0.16***	1.18	0.17***	1.18	0.17***	1.19
个人特征	性别			-0.65***	0.52	-0.76***	0.47	-0.76***	0.47
	年龄			0.01	1.01	0.01	1.01	0.01	1.01
	文化程度			0.22	1.25	0.13	1.14	0.13	1.13
政策因素	补偿安置政策合理性					0.49***	1.63	0.49***	1.63
	退出程序规范性					0.27***	1.31	0.26***	1.30
村庄环境	村庄与城镇距离							-0.03	0.96
常量		-1.14**	0.32	-1.74**	0.18	-3.79***	0.02	-3.65***	0.03
Cox & Snell R2		0.08		0.10		0.14		0.14
Negelkerke R2		0.12		0.15		0.22		0.22

注：B为变量的回归系数,exp(B)为优势比;***、**、*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性水平1%、5%、10%。

新窗口打开|下载CSV

4.1 家庭生命周期影响路径的结果分析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重要影响。从家庭生命周期的具体特征变量来看,家庭住宅需求中影响较为显著的指标是人均宅基地面积,系数为负,与预期结果一致,说明现有居住面积越大,农户对改善住宅面积的需求越小,故降低了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意愿。劳动分工中,人均承包地面积、承包地流转和兼业程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承包地流转指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承包地流转的农户相比于承包地未流转的农户具有更高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兼业程度指标的系数也为正,表明主要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农户相比于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农户,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可能性更大。人均承包地面积系数显著为正,与预期结果不符,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农业投资回报率低,难以满足农户生产生活需要,在土地流转背景下,人均承包地面积越大,农户更希望通过承包地流转来获取额外经济收入或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从而促进其宅基地退出意愿。供养负担中,供养比系数虽然有正有负,但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无显著影响。家庭年纯收入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意愿更多地受到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的影响,农户经济负担能力越强,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概率越高。综上,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住宅需求、劳动分工和供养负担3个方面,农户住宅面积需求越大、非农化程度越高以及经济能力越强,其宅基地退出意愿越强。

4.2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类型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结果分析

从家庭生命周期复合变量来看,成熟核心家庭、扩大家庭Ⅰ、扩大家庭Ⅱ和萎缩家庭的系数均为正数,最终模型的exp（B）值分别为2.84、1.72、1.51和2.74,说明相对于参照组（成长核心家庭）,其他类型家庭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均有所增强,分别比成长核心家庭提高了1.84、0.72、0.51和1.74倍。可以看出,成长核心家庭的宅基地退出意愿最低,这是因为此阶段处于生命周期初始阶段,资本积累薄弱,且平均供养比达到44.89%,抚养子女负担较重,家庭就业和经济压力处于较高水平,居住和生活成本较低的农村是其最佳生存选择,故其对宅基地的依赖性较强。成熟核心家庭和萎缩家庭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均显著高于成长核心家庭。其中,成熟核心家庭是由于家庭劳动力、兼业程度以及家庭经济收入均达到较高水平,其平均供养比仅为24.24%,远低于其他类型家庭,而城镇购房频率却是最高的,此类家庭对城镇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对宅基地的依赖弱化。萎缩家庭平均年龄为64岁,家庭平均劳动力仅为1.31人,劳动能力大幅下降,无法通过农业生产或城镇打工获得经济收入,其家庭收入水平远低于其他类型家庭,故希望通过宅基地退出换取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以维持长期生计。扩大家庭Ⅰ退出宅基地的意愿略高于成长核心家庭,是由于经济和供养负担较重,供养比达到43.95%,对宅基地和农业生产有较强的依赖,故其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概率相对不高。而扩大家庭Ⅱ的宅基地退出意愿不显著,一方面是由于其劳动力就业的分化,其平均兼业程度为3.36,非农就业程度是所有类型家庭中最高的,但同时其平均家庭务农人数在1.17人左右,也是所有类型家庭中最高的,反映了此类家庭的就业选择存在明显的分化;另一方面,虽然此阶段家庭经济收入水平较高（家庭年纯收入等级为4.35）,但老年夫妇在农村生活多年,具有较强的乡村依恋情结,从而减弱了宅基地退出意愿。综上,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类型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存在差异,其中,成熟核心家庭和萎缩家庭的宅基地退出意愿相对较高,成长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Ⅰ的宅基地退出意愿相对较低,而扩大家庭Ⅱ的宅基地退出意愿不显著。

4.3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为进一步明晰处于不同阶段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差异因素,对处于各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分别进行回归。由于夫妇核心家庭和萎缩家庭数量较少,故暂不考虑这两类家庭（表5）。

Table 5
表5
表5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家庭宅基地退出意愿
Table 5Farming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exit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different life cycle stages

变量		成长核心家庭	成熟核心家庭	扩大家庭Ⅰ	扩大家庭Ⅱ
住宅需求	人均宅基地面积	-0.01	0.00	-0.00	-0.00
	城镇购房	-0.22	0.02	1.08	0.49
就业配置	人均承包地面积	0.97	1.01	0.47	0.15
	兼业程度	0.92***	-0.60	0.04	0.59
	承包地流转	0.78	1.58**	0.20	-0.58
供养负担	供养比	0.09	0.24	-0.79	-0.90
	家庭年纯收入	0.37***	0.16	0.18*	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总样本		160	143	223	97

新窗口打开|下载CSV

结果显示,成长核心家庭的宅基地退出意愿主要受到兼业程度和家庭年纯收入的正向影响,主要由于此类家庭尚处于初期阶段,考虑到今后子女教育、父母赡养等问题,此阶段家庭更关注家庭资本积累,一是通过非农兼业获得更高经济收入,其平均兼业程度为3.35,仅次于扩大家庭Ⅱ;二是比较依赖于农村低成本生活,以此获得更多资本剩余,此类家庭退出宅基地的频率最小（仅为68%）,且虽然其供养负担较重,但家庭年纯收入却处于较高水平,仅次于扩大家庭Ⅱ,说明此类家庭比较重视资本的积累。成熟核心家庭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受承包地流转显著影响,主要由于成熟核心家庭对农村土地的依赖性较弱,通常倾向于向城镇迁移,故愿意同时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获得更多定居城市的资本,根据调研情况,其承包地流转的频率（57%）和宅基地退出的频率（85%）都是最高的。扩大家庭Ⅰ由于人口负担重,主要受到供养能力的影响,即家庭年纯收入高的家庭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概率大。扩大家庭Ⅱ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因素不显著。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分析了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机理,包括综合影响和具体影响,并探讨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差异。研究发现：

（1）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住宅需求、劳动分工和供养负担3个方面,住宅需求越强、非农就业程度和供养能力越高的农户宅地基退出意愿越强。

（2）家庭生命周期的复合影响在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类型的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意愿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成长核心家庭,成熟核心家庭、扩大家庭Ⅰ、扩大家庭Ⅱ和萎缩家庭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分别提高了1.84、0.72、0.51和1.74倍,综合而言,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随家庭生命周期演变呈“N型”变化趋势。

（3）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键因素存在差异,其中成长核心家庭主要受兼业程度和家庭年纯收入因素的影响,成熟核心家庭主要受承包地流转因素的影响,扩大家庭Ⅰ主要受家庭年纯收入因素的影响。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阶段类型家庭的特征和需求有所差异,成长核心家庭处于初期阶段,更关注子女教育和家庭资本积累;成熟核心家庭非农化程度和经济水平高,更倾向于城镇迁移,追求更高的生活和就业质量;扩大家庭Ⅰ供养负担较重,故更在意供养能力提升,比较依赖宅基地提供的居住和低成本生活保障。

5.2 讨论

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政策是盘活农村闲置土地、缓解建设用地矛盾、显化农民财产权利的重要措施。从上述结论可以看出,农村家庭发展进程中,教育子女、维系农作、赡养父母等家庭责任大多数依旧发生在乡村,这是影响农户退出宅基地的重要原因。因此,政府在推进宅基地退出政策时,首先要建立城乡统一的住房、就业、养老及子女入学权益体系,降低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潜在风险。其次,农户家庭发展到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家庭特征,使农户在退出宅基地时所考虑的侧重点和最终决策存在异质性,因此政府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特征农户具有的不同政策需求重点,在制定退出政策时,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引导和激励。如对成长核心家庭这类“年轻化”的家庭提供就业培训、创业资金支持等,重在“扶一把”,提高此类家庭非农就业和收入水平,并解决未成年子女城市上学问题等。对成熟核心家庭、扩大家庭Ⅰ和扩大家庭Ⅱ这类“中龄化”家庭,重点是解决家庭代际间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对于年轻夫妇,要加强对他们的非农就业技能培训和提供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其获取稳定持续非农收入的能力,提升整体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对于尚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中年夫妇和老年夫妇,应为其提供全面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推动实现农业生产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降低宅基地的生产辅助功能。对萎缩家庭这类“老龄化”的家庭重点是完善养老、医疗以及社会救助等保障体系,解决其“后顾之忧”。此外,虽然家庭生命周期为政府提供了一种快速简单识别农户异质性的方法,但考虑到“非传统家庭”广泛存在的特点、迈入“老龄化”社会的现状、二胎政策的全面实施,以及价值观念、教育、职业、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中国农村家庭生命周期模式出现了新的特点。因此,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实行也要根据农村家庭生命周期模式转变和农户家庭微观特征变化而进行适当调整。

参考文献 View Option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1] 朱新华, 陆思璇. 风险认知、抗险能力与农户宅基地退出
[J]. 资源科学, 2018,40(4):698-706.
[本文引用: 1]

[ Zhu X H, Lu S X. Risk perception, ability of resisting risk and farmer willingness to exit rural housing land
[J]. Resources Science, 2018,40(4):698-706.]
[本文引用: 1]

[2] 栗滢超.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影响因素分析
[J]. 经济经纬, 2019,36(5):49-55.
[本文引用: 3]

[ Li Y C.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aid withdrawal of rural homeste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J]. Economic Survey, 2019,36(5):49-55.]
[本文引用: 3]

[3] 韩文龙, 刘璐. 权属意识、资源禀赋与宅基地退出意愿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 (3):31-39.
[本文引用: 3]

[ Han W L, Liu L. Ownership consciousness, resource endowment and homestead withdrawal intention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0, (3):31-39.]
[本文引用: 3]

[4] 傅熠华. 农民工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决策逻辑: 基于全国2328户农民工家庭的实证研究
[J]. 经济体制改革, 2018, (6):70-75.
[本文引用: 3]

[ Fu Y H. The analysi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decision-making on exit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Based on 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nationwide 2328 rural migrant workers’ family
[J].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2018, (6):70-75.]
[本文引用: 3]

[5] 朱新华. 户籍制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24(10):129-134.
[本文引用: 1]

[ Zhu X H. Effec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on farmers’ willingness of exiting from rural housing land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24(10):129-134.]
[本文引用: 1]

[6] 吴郁玲, 石汇, 王梅, 等. 农村异质性资源禀赋、宅基地使用权确权与农户宅基地流转: 理论与来自湖北省的经验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 (5):52-67.
[本文引用: 1]

[ Wu Y L, Shi H, Wang M, et al. Different resource endowment, rural housing land registry and rural housing land circulat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observations from Hubei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8, (5):52-67.]
[本文引用: 1]

[7] 李荣耀, 叶兴庆. 退出与流转: 农民宅基地处置选择及影响因素
[J]. 农村经济, 2019, (4):10-20.
[本文引用: 1]

[ Li R Y, Ye X Q. Withdrawal and transfer: The choice of farmers’ homestead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J]. Rural Economy, 2019, (4):10-20.]
[本文引用: 1]

[8] 黄琦, 王宏志, 徐新良. 宅基地退出外部环境地域差异实证分析: 基于武汉市东西湖区84个样点的分析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37(3):407-417.
[本文引用: 1]

[ Huang Q, Wang H Z, Xu X L. An empirical study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exit: An analysis on 84 rural residential land spots of Dongxihu District, Wuhan City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37(3):407-417.]
[本文引用: 1]

[9] 刘升. 家庭结构视角下的“半工半耕”及其功能
[J]. 北京社会科学, 2015, (3):75-81.
[本文引用: 2]

[ Liu S. “While working side farming” livelihood and its function from the family structure perspective
[J]. Social Sciences of Beijing, 2015, (3):75-81.]
[本文引用: 2]

[10] 吴帆. 家庭生命周期结构: 一个理论框架和基于CHNS的实证
[J]. 学术研究, 2012, (9):42-49.
[本文引用: 1]

[ Wu F. The structure of family life cycl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CHNS
[J]. Academic Research, 2012, (9):42-49.]
[本文引用: 1]

[11] 汪为, 吴海涛.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
[J]. 中国农村观察, 2017, (6):57-70.
[本文引用: 1]

[ Wang W, Wu H T. The determinants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to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life cycle: An analysis using field survey data in Hubei Province
[J]. China Rural Survey, 2017, (6):57-70.]
[本文引用: 1]

[12] Lansing J B, Kish L. Family life cycle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57, DOI: http://www.resci.cn/article/2020/1007-7588/10.2307/2089474.
URLPMID:27110031 [本文引用: 2]
Research on young-adult sexual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typically conceptualizes sex as an individual-level risk behavior. We introduce a new approach that connects the conditions surrounding the initiation of sex with subsequent relationship well-being, examines relationships as sequences of interdependent events, and indexes relationship experiences to individually held ideals. New card-sort data from southern Malawi capture young women's relationship experiences and their ideals in a sequential framework. Using optimal matching, we measure the distance between ideal and experienced relationship sequences to (1) assess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ideological congruence and perceived relationship well-being, (2) compare this ideal-based approach to other experience-based alternatives, and (3) identify individual- and couple-level correlates of congruence between ideals and experiences in the romantic realm. We show that congruence between ideals and experiences conveys relationship well-being along four dimensions: expressions of love and support, robust communication habits, perceived biological safety, and perceived relationship stability. We further show that congruence is patterned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upported by shared ideals within romantic dyads. We argue that conceiving of ideals as anchors for how sexual experiences are manifest advances current understandings of romantic relationships, and we suggest that this approach has applications for other domains of life.

[13] 张朝华. 家庭生命周期、保障策略与农户消费行为
[J]. 农业技术经济, 2017, (11):38-48.
[本文引用: 1]

[ Zhang Z H. Family life cycle, security strategy and farmers’ consumption behavior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7, (11):38-48.]
[本文引用: 1]

[14] 李志兰, 江林. 家庭生命周期对我国居民消费意愿的影响研究
[J]. 上海经济研究, 2014, (2):128-134.
[本文引用: 2]

[ Li Z L, Jiang L. The impact of family life cycle on willingness to pay in China
[J]. Shanghai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2):128-134.]
[本文引用: 2]

[15] 史清华, 侯瑞明. 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及其经济运行研究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1,22(2):65-70.
[本文引用: 1]

[ Shi Q H, Hou R M. Life cycle of farmer’s household and the economical oper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01,22(2):65-70.]
[本文引用: 1]

[16] 张红丽, 王芳芳.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河南农村回流劳动力非农转移影响因素分析
[J]. 世界农业, 2020, (1):64-71.
[本文引用: 2]

[ Zhang H L, Wang F F.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on-agricultural transfer of returned labor forces in Henan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life
[J]. World Agriculture, 2020, (1):64-71.]
[本文引用: 2]

[17] 吴晓华, 张克克.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中国城乡人口流动问题研究
[J]. 宏观经济研究, 2019, (3):5-13.
[本文引用: 1]

[ Wu X H, Zhang K K. Research on China’s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mo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life cycle
[J]. Macroeconomics, 2019, (3):5-13.]
[本文引用: 1]

[18] Perz S G. Household demographic factors as life cycle determinants of land use in the Amazon
[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1,20(3):159-186.
[本文引用: 1]

[19] Barbieri A F, Bilsborrow R E, Pan W K. Farm household lifecycles and land use in the Ecuadorian Amazon
[J].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2005,27(1):1-27.
[本文引用: 1]

[20] 诸培新, 杨子, 饶芳萍. 家庭生命周期对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7, (6):43-53.
[本文引用: 1]

[ Zhu P X, Yang Z, Rao F P. The effect of family life cycle on land-scale management
[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7, (6):43-53.]
[本文引用: 1]

[21] 邢敏慧, 张航.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34(2):10-14.
[本文引用: 1]

[ Xing M H, Zhang H. Influence of family life cycle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withdraw from land contract right
[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34(2):10-14.]
[本文引用: 1]

[22] 叶子, 蔡洁, 陈瑗, 等.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秦巴山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9,28(8):1929-1937.
[本文引用: 2]

[ Ye Z, Cai J, Chen Y, et 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family life cycle on farmers’ farmland transfer behavior: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farmers in Qinba Mountain Area
[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19,28(8):1929-1937.]
[本文引用: 2]

[23] 林善浪, 叶炜, 梁琳.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福建省1570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J]. 中国土地科学, 2018,32(3):68-73.
[本文引用: 1]

[ Lin S L, Ye W, Liang L. Analysis of family life cycle on the willingness of farm land transfer: Based on 1570 questionnaire data of Fujian Province
[J]. China Land Science, 2018,32(3):68-73.]
[本文引用: 1]

[24] 丁聪, 刘应宗.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城乡住房需求比较研究
[J]. 求索, 2012, (6):1-4.
[本文引用: 3]

[ Ding C, Liu Y Z. Comparative study of urban and rural housing demand based on family life cycle
[J]. Seeker, 2012, (6):1-4.]
[本文引用: 3]

[25] Rowntree B S.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J]. Charity Organisation Review, 1902,11(65):260-266.
[本文引用: 1]

[26] Sorokin P A, Zimmerman C C, Galpin C J, et al. A systematic source book in rural sociology
[J]. Library Quarterly Information Community Policy, 1931,1(2):234-235.
[本文引用: 1]

[27] Loomis C P, Hamilton C H. Family life cycle analysis
[J]. Social Forces, 1936,15(2):225-237.
[本文引用: 1]

[28] Glick P C. The family cycle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7,12(2):164-174.
DOI:10.2307/2086982URL [本文引用: 1]

[29] Derrick F W, Lehfled A K. The family life cycle: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80,7(2):214-217.
[本文引用: 2]

[30] 何可, 张俊飚, 田云. 家庭生命周期、人口学特征与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 基于582户农民的调查
[J]. 软科学, 2013,27(8):118-122.
[本文引用: 1]

[ He K, Zhang J B, Tian Y. Family life cycl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labor-saving technique needs: Based on the data of 582 farmers
[J]. Soft Science, 2013,27(8):118-122.]
[本文引用: 1]

[31] 林玉妹, 林善浪, 王健. 家庭生命周期、土地流转与农业结构调整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2):27-34.
[本文引用: 1]

[ Lin Y M, Lin S L, Wang J. Family life cycle, agrarian land transfer and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djustment
[J]. 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0, (2):27-34.]
[本文引用: 1]

[32] 赵微, 张宁宁. 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生计策略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29(5):157-164.
[本文引用: 1]

[ Zhao W, Zhang N N. Arable land operation scale, family life cycle and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strategies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9,29(5):157-164.]
[本文引用: 1]

[33] 邹伟, 王子坤, 徐博, 等. 农户分化对农村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研究: 基于江苏省1456个农户的调查
[J]. 中国土地科学, 2017,31(5):31-37.
[本文引用: 1]

[ Zou W, Wang Z K, Xu B, et al. Study on the impacts of rural household differentiation on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exi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1456 rural households in Jiangsu Province
[J]. China Land Science, 2017,31(5):31-37.]
[本文引用: 1]

[34] 晁钢令, 万广圣. 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变异及对其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
[J]. 管理世界, 2016, (11):96-109.
[本文引用: 1]

[ Chao G L, Wan G S. Family life cycle vari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its impact on family consumption structure
[J]. Management World, 2016, (11):96-109.]
[本文引用: 1]

[35] 李姗姗, 穆怀中. 基于生命周期假说的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研究: 以辽宁省调查数据为例
[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44(2):81-89.
[本文引用: 1]

[ Li S S, Mu H Z. A survey of Liaoning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based on life-cycle hypojournal
[J]. 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6,44(2):81-89.]
[本文引用: 1]

[36] 胡银根, 杨春梅, 董文静, 等. 基于感知价值理论的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决策行为研究: 以安徽省金寨县典型试点区为例
[J]. 资源科学, 2020,42(4):685-695.
[本文引用: 1]

[ Hu Y G, Yang C M, Dong W J, et al. Farmers’ homestead exit behavior based on perceived value theory: A case of Jinzhai County in Anhui Province
[J]. Resources Science, 2020,42(4):685-695.]
[本文引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