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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能力分异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孙迪, 崔宝玉,, 霍梦婷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合肥 230039

Difference of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and capacity between self-employed and employed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SUN Di, CUI Baoyu,, HUO MengtingInstitute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通讯作者: 崔宝玉,男,安徽宿州人,教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E-mail: cby00662003@aliyun.com

收稿日期:2019-10-8修回日期:2020-02-12网络出版日期:2020-05-25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3001
安徽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AHSKY2018D90


Received:2019-10-8Revised:2020-02-12Online:2020-05-2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孙迪,女,安徽蚌埠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E-mail:sundi_economics@hotmail.com。





摘要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重要途径,不同就业身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可能会存在差异。本文根据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选取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48个城市农业转移人口为研究样本,应用Logistics模型和PSM方法对不同规模城市自雇和受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和能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不同规模城市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和能力存在明显分异;②超大、特大城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显著强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而中小城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却显著弱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③特大城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能力显著弱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大、中小城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能力却显著强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本文建议不同规模城市应实施精准化落户政策,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在超大、特大城市,优先推进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中小城市,优先推进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在大城市,兼顾自雇和受雇2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关键词: 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身份;城市规模;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分异;三大城市群

Abstract
Th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new urbanization. There may be differences in the willingness and capacity of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with different employment status. 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floating population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n 2016, this study took 48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Pearl River Delta and Beijing-Tianjin-Hebei as research samples, and used the Logistics regression model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method to analyze the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and capacity of self-employed and employed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under different city sizes. It is found that: (1) There exists a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willingness and capacity of self-employed and employed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to become citizens in cities of different sizes; (2) In super megacities and megacities, the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of self-employed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at of employed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but in medium-sized and small cities, their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is significantly weaker than that of employed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3) In megacities, the citizenization capacity of self-employed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employed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but in large, medium-sized, and small cities, the citizenization capacity of self-employed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employed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Governments should implement differential policies considering employment status an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In super megacities and megacities, governments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promoting the citizenization of self-employed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 medium-sized and small cities, governments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boosting the citizenization of employed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 large cities, the citizenization of both self-employed and employed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Keywords: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employment status;city size;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citizenization capacity;difference;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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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孙迪, 崔宝玉, 霍梦婷. 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能力分异. 资源科学[J], 2020, 42(5): 881-893 doi:10.18402/resci.2020.05.07
SUN Di, CUI Baoyu, HUO Mengting. Difference of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and capacity between self-employed and employed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RESOURCES SCIENCE[J], 2020, 42(5): 881-893 doi:10.18402/resci.2020.05.07


1 引言

改革开放40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逐步放开,农村劳动力不断由农业部门向城镇非农部门转移[1]。在转移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已由高度同质性群体逐渐演化为异质性群体,就业身份主要分化为3类:占有一定资本并雇佣他人的业主、占有少量资本的自我雇佣者和只具有劳动力的被雇佣者[2]。自雇和受雇是农业转移人口依据自身劳动偏好和资源禀赋所做出的就业选择,前2类农业转移人口经过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资源禀赋积累实现自雇创业或就业,而第3类的受雇者仅将在城镇就业视为维持基本生计的手段[3]

自雇和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在生计资本、社会地位等方面存有较大差异,市民化可能性也不尽相同[4]。有****认为,相对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能性更高。一方面,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主要受经济因素影响;而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更多受社会、心理、制度等多因素制约,多因素的复杂、交互影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市民化意愿[5]。另一方面,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价值取向等方面要优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6],他们拥有更多企业家才能,也更具冒险精神[7],能依靠自身资源禀赋和社会网络获取更多市场红利[8],从而具有更强的市民化能力。然而,也有****持相反意见。宁光杰[9]认为,自雇者内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自雇农业转移人口中,有大量街头服务者、流动摊贩和小作坊经营者,他们实际社会地位和工作环境还不如有固定薪水和工作时限的被雇佣者。王美艳[10]也认为,自雇往往是一种被动选择,自雇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后被正规部门排斥,难以在受雇行业就业,不得已选择自雇就业。

一般而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具备双重维度,即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市民化意愿、能力的缺失或不匹配都不是完全的市民化。然而,城市发展水平差异、农业转移人口分化、资源环境约束和地方政府财政限制等却容易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能力分异与不匹配。一方面,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可以区分为生存型自雇和创业型自雇;而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又可以区分为高地位受雇和低地位受雇[6];即使在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内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也会存在明显差距,从而产生不同市民化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就业身份差异还可能会产生不同规模城市的“甄别效应”,中国城市发展水平悬殊,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往往具有“亲大城市”取向,更愿意到较大规模城市落户;但由于承载能力有限,城市规模越大,越会实施与城市居民利益趋向一致的差别化落户政策,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要求越高,从而加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能力分异和不匹配,出现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现象。然而,梳理文献发现,大多数****更多关注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观、客观因素[11,12],却忽视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决定性成因——市民化意愿和能力的分异与匹配,也忽视了不同身份农业转移人口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人力资源配置。农业转移人口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如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无法实现在不同规模城市的合理配置,会产生人力资源错配,并造成政策失准,阻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因此,本文根据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身份差异和城市规模差异,应用Logistics模型和PSM方法,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城市发展特征、社会保障特征等维度考察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在不同规模城市市民化意愿与能力的分异,以期为优化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源配置和加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

2 数据、变量与模型

2.1 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调查以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框,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方法进行抽样。调查总样本量为16.9万人,既包括农业转移人口,也包括非农业流动人口,由于本文研究对象是从农村到城市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因此,在样本筛选时,剔除户口性质为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此外,考虑到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发展先行者,对农业转移人口吸纳能力最强,2018年三大城市群农业转移人口占全国比重超过70%,GDP占全国比重超过40%,本文选取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农业转移人口进行研究。为反映城市异质性,根据2014年国务院制定的城市规模分类标准,借鉴徐芳燕等[13]经济发展指数计算结果和样本选择范围,进一步选取三大城市群48个城市农业转移人口为研究样本,删除数据缺失严重样本,共获取有效样本25935份,其中,超大城市有效样本8430份,特大城市有效样本5274份,大城市有效样本8898份,中小城市有效样本3333份。城市规模分类如表1所示。

Table 1
表1
表12016年三大城市群城市分类
Table 1City classification of the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2016
城市规模城区常住人口数量/人城市名称
超大城市≥1000万上海、北京、深圳、广州
特大城市[500万,1000万)天津、杭州、东莞、南京
大城市[100万,500万)苏州、宁波、张家口、芜湖、唐山、盐城、江门、邯郸、保定、秦皇岛、佛山、合肥、无锡、常州、南通、绍兴、珠海、石家庄、惠州、台州、扬州
中小城市<100万衡水、铜陵、邢台、承德、湖州、镇江、沧州、泰州、廊坊、马鞍山、安庆、肇庆、舟山、嘉兴、中山、金华、池州、宣城、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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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变量设置

农业转移人口受困于城乡、区域间双重福利级差,城乡与区域福利级差的叠加决定了城市户籍价值,也决定了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转换倾向、意愿与能力[14]。借鉴马晓河等[14]、徐延辉等[15]和龚文海[16]的研究,根据研究样本特征,选取住房保障、就业保障、社会保险、流动特征、城市发展特征等变量分析不同就业身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能力的分异。

对主要变量的内涵界定、赋值和测度如下:

(1)市民化意愿: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如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落户,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2)市民化能力:不同****对市民化能力的内涵界定不同,张国胜等[17]将市民化能力理解为城市适应能力;林竹[18]则将市民化能力分解为经济能力、社交能力、文化心理能力和政治能力。借鉴上述研究,本文从经济能力、社会融合能力、人力资本能力3个维度测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经济能力决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可能性,采用就业岗位结构、家庭总收入、是否在流入城市购买住房来衡量;城市融合能力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在拉力,采用是否在流入城市参加社保、流入本地时间、在流入城市是否有社会关系来衡量;人力资本能力决定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获取资源的数量与结构,利用受教育程度来衡量。首先利用德尔菲法构建市民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通过层次分析法(AHP)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再利用一致性指标对判断矩阵进行检验,经检验各层次指标CR值均小于0.1,通过一致性检验,最后根据指标和权重计算市民化能力指数。指标和权重如表2所示。

Table 2
表2
表2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指数测度
Table 2Index of the citizenization capacity of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变量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权重
市民化能力指数城市融合能力在流入城市是否参加社保0.06
流入城市时间0.03
在流入城市是否有社会关系0.04
经济能力就业岗位0.24
家庭总收入0.37
在流入城市是否购买住房0.11
人力资本能力受教育程度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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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获取途径:将依靠亲戚、同学和老乡等获取工作归类为依靠社会关系获取工作,取值为1;将依靠其他途径获取工作归类为不依靠社会关系获取工作,取值为0。

(4)岗位结构:将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和党群组织办事人员等归类为中高端岗位,取值为1;将其他岗位归类为低端岗位,取值为0。

(5)在公有制性质单位就业:将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单位就业归类为在公有制性质单位就业,取值为1;将在其他单位就业归类为在非公有制性质单位就业,取值为0。

(6)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将签订劳动合同取值为1;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取值为0。Kerwin等[19]、Heather等[20]对零工经济的研究认为,自雇者群体本质上具有创业家、企业家特征,他们自我雇佣、自我履约,在实质上签订的是“隐形劳动合约”。借鉴上述研究,本文将自雇农业转移人口视为签订劳动合同人口。

(7)城市经济开放度:城市经济开放度直接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城市经济开放度越高,城市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越强。城市经济开放度指数(运用熵值法确定对外贸易、国内贸易、旅游开放各指标评价体系中各指标权重,测算综合得分,再将指标权重均值作为指标权重得到最终指标权重向量,再用TOPSIS法对指标进行加权处理,得到城市经济开放度综合指数。)通过对外贸易、国内贸易、旅游开放等来测算。

(8)城市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是影响人口迁入的重要因素,城市拥挤外部性会弱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福利改进效应。城市公共服务提供水平指数(计算过程和计算方法同城市经济开放度指数,对社会保障、文化服务、生活质量指标进行测算)通过社会保障、文化服务、生活质量等来测算。

变量设置如表3所示。

Table 3
表3
表3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3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分类变量名称变量解释全样本受雇样本自雇样本
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
控制变量
个人特征sex(男性=1)性别0.570.500.550.500.600.49
age(1980年及以上=1)年龄35.089.4633.899.6337.488.61
married(已婚=1)婚姻状况0.840.360.790.410.950.22
edu(高中及以上=1)受教育程度0.330.470.380.480.250.43
家庭特征family家庭人口规模/人3.131.122.971.163.450.95
income每月家庭总收入/万元8.800.568.730.518.970.61
流动特征time流入本地时间/年7.175.826.465.468.576.24
province(是=1)是否跨省流动0.760.430.780.410.720.45
children(是=1)是否与子女一起流动0.240.430.180.390.350.48
citysize流入城市规模2.281.052.261.062.301.04
社会保障特征renting(是=1)是否租房0.700.460.670.470.770.42
fund(是=1)是否缴纳住房公积金0.130.330.180.390.020.14
network(是=1)依靠社会关系找到工作0.460.500.560.500.270.44
job(中高端=1)岗位结构0.240.420.140.350.420.49
public(是=1)是否在公有制性质单位就业0.060.240.090.290.03
contract(=1)是否签订劳动合同0.780.410.680.471.000.00
endow(是=1)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0.850.430.880.390.790.48
medical(是=1)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0.680.470.820.490.610.39
城市发展特征service城市公共服务水平0.360.220.500.080.510.08
openness城市经济开放度0.500.080.360.220.360.22
核心解释变量
就业身份employed(自雇=1)雇主和自营劳动者为自雇,雇员为受雇0.330.47
被解释变量
市民化意愿willing(愿意=1)在流入城市落户意愿0.520.520.510.500.540.50
市民化能力capacity市民化能力指数1658.591453.041455.95843.812064.012159.82
注:市民化意愿数据直接来源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市民化能力数据根据市民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2016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测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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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模型设定

关于不同规模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由于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主要分为愿意落户和不愿意落户2类,采用二项Logistics模型分析:

y1=x1β1+ε1
式中: y1为潜变量,表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x1表示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相关变量;相关系数为 β1; ε1为扰动项,服从二维联合正态分布,期望值为0,方差为1。作为可观测变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y1由以下方程决定:

y1=1?,y1>00?,y10
本文采用几率比(Odds Ratio)对模型结果进行分析,记 p=Py=1|x,则 1-p=Py=0|x。由于: p=expx'β1-expx'β,1-p=11+expx'β

p/1-p=expx'β, lnp1-p=x'β,其中 p/1-p=expx'β被称为几率比,估计结果 β表示解释变量 x1每增加一个单位引起几率比的变化百分比。

关于不同规模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分析,在非实验性干预下,农业转移人口自雇还是受雇并不是随机的,而是自选择的结果,这会产生样本选择偏差。而既有研究多通过因子分析法或者通过自雇者、受雇者之间简单对比来进行分析,忽视了农业转移人口的自选择问题,无法控制由样本选择偏差带来的估计结果偏差。倾向得分匹配(PSM)将多个变量指标降维为一个倾向得分指标,并通过倾向得分,寻找得分最接近的样本进行匹配,可有效消除样本选择偏差。因此,本文选择PSM方法分析就业身份对市民化能力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对农业转移人口i,根据不同就业身份,其市民化能力 yi分为2种状态, y1i表示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 y0i表示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 xi表示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身份, x1表示自雇者, x0表示受雇者,则有

yi=1-xiy0i+xiy1i=y0i+y1i-y0ixi
式中: y1i-y0i为农业转移人口不同就业身份下的因果效应或处理效应。由于处理效应 y12-y02为随机变量,故用其期望来表示“平均处理效应”( ATE), ATE=Ey12-y02。由于不是所有农业转移人口都是自雇者,因此,仅考虑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平均处理效应,称为“自雇者平均处理效应”( ATT), ATT=Ey12-y02|x2=1。在给定 xi情况下,农业转移人口 xi倾向得分为 xi进入处理组的条件概率,即 pxi,在估计 pxi时,采用Logistics模型进行估计。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描述了全样本以及自雇者、受雇者样本情况,表4描述了不同规模城市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情况。根据表3可知,在研究样本中,67%的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成为受雇者,33%的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成为自雇者;自雇农业转移人口流入本地时间略长,为8.57年,比受雇农业转移人口高2.11年;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流动范围不同,72%的自雇农业转移人口跨省迁移,而78%的受雇农业转移人口跨省迁移;农业转移人口与子女一起迁移占比仍较低,35%的自雇农业转移人口与子女一起迁移,比受雇农业转移人口高17个百分点;自雇农业转移人口更多自主创业就业,而有56%的受雇农业转移人口依靠社会关系获取工作;受雇农业转移人口新农保参保率更高,达到88%,比自雇农业转移人口高9个百分点;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参加新农合的比例也更高,达到82%,比自雇农业转移人口高21个百分点。从市民化意愿(表3)看,自雇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落户比例为54%,比受雇农业转移人口高3个百分点,在特大城市(表4),自雇和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差距最为明显。由于超大、特大城市有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完善基础设施,不管是自雇还是受雇农业转移人口,都更愿意到特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落户,在超大城市,自雇、受雇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落户比例比不愿意落户比例分别高53.18%和46.20%(表4)。

Table 4
表4
表4就业身份、城市规模与市民化意愿比例
Table 4Proportion of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based on employment status and citysize (%)
变量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
愿意落户不愿意落户愿意落户不愿意落户愿意落户不愿意落户愿意落户不愿意落户
自雇76.5923.4165.3034.7037.7162.2925.4074.60
受雇73.1026.9053.9446.0636.4463.5625.097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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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就业身份对不同规模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表5为就业身份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的分不同规模城市的回归结果。由表5可知,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存在显著的城市差异。

Table 5
表5
表5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Logistics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5Logistics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of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变量类型变量名称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
核心解释变量就业身份employed1.199*1.336***1.0030.745**
控制变量个人特征sex0.900**0.884**1.0070.946
age0.9960.971***0.985***0.989*
married1.199*1.300**0.8660.829
edu1.4591.6191.6401.645
家庭特征family0.923***0.901***1.0001.025
income1.406***1.250***1.154**1.304***
流动特征province0.9670.9020.882**0.776***
time1.060***1.028**1.0090.985
children1.318***1.829***1.357***1.360***
社会保障renting0.667***1.0011.092*1.458***
fund1.3441.184***1.392***1.082
network0.9810.9250.9410.805**
job1.190***1.200**1.104**1.863**
public1.314***0.9500.8720.911
contract1.0511.0441.150**1.323**
endow0.9190.817***0.888**1.709***
medical0.795***0.748***0.612***0.806**
城市发展openness10.909***19.212***8.964***5.911
service5.256***5.834**3.032***2.778***
_cons-7.580***24.527***0.6560.008***
N8430527488983333
注:*、**、***分别表示在10%、5%、1%置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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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超大、特大城市落户门槛较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能性较低,但对其仍有较强吸引力;而相对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显著性更强,比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分别高19.9%和33.6%。究其原因,可能有2个方面:一方面,在超大、特大城市,创业型自雇需要较大资本规模和较强企业家才能,创业门槛较高,自雇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跨越创业型自雇门槛,更多是迫于生计选择自雇,更多表现为生存型自雇[8],其创业往往是小规模和分散的,没有固定场所,例如小摊小贩、流动餐饮、街头服务者等[21],相对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更易受到当地政府政策排斥,而城市规模越大,政策歧视效应就越强,如果能获取流入城市户口,一定程度上会减少政策歧视效应。另一方面,自雇农业转移人口比受雇农业转移人口流入本地时间多2.11年,家庭月均收入高0.24万元,获取经济收入能力、就业搜寻和保持能力更强[22],更加偏好在城市生活、工作甚至落户。从超大、特大城市差异度看,在超大城市,回归结果在10%水平上显著,在特大城市,回归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特大城市,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差异更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由于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对人口规模调控力度更大,生活成本更高[22],即使自雇农业转移人口拥有较高经济收入和就业能力,也很难跨越户籍转换门槛。因此,相对于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对于市民化意愿的城市规模效应不再明显,而其激烈的竞争和生活压力是的重要成因。

在大城市,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差异。与超大、特大城市相比,除少数大城市外,大部分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为吸引更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其设置的户籍转换门槛相对较低。然而,户籍制度改革并没有真正破除事实上的城乡差异[23],很多大城市并不能真正承担起城市户籍人口大幅增加带来的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反而可能导致人均享有公共服务的减少,造成公共服务的“稀释效应”甚至是“排斥效应”。农业转移人口即使落户也难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依然受雇于较低端的劳动岗位,或从事生存型自雇就业,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谋取正规部门就业岗位。因此,虽然自雇农业转移人口比受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高0.3%,但未表现出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在中小城市,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显著更强,比自雇农业转移人口高25.5%。一般而言,中小城市对农业转移人口吸引力有限,在中小城市落户的更多是经济收入相对较低的农业转移人口,甚至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城市扩张造成的“被城市化”的农业转移人口,这也反过来制约了中小城市城市升级和产业转型,导致中小城市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不完整和产业配套不足。此外,中小城市还普遍存在创业机会有限、创业环境不优等问题[24],这些都不利于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创业转型和升级,进而难以吸引自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而对受雇农业转移人口而言,虽然中小城市缺乏健全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公共服务,但中小城市往往具有距离优势和文化认同优势,更有利于具有“落叶归根”思想的受雇农业转移人口的快速融入[17]。同时,为响应国家住房“去库存”战略,很多中小城市出台购房优惠政策,也增强了受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

3.3 就业身份对不同规模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的影响

表6反映不同规模城市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PSM方法(核匹配(核匹配通过构造虚拟对象来匹配处理组,能充分利用控制组信息,使估计结果更准确,本文选择核匹配法来进行匹配和估计))的处理效应,差距变化程度反映市民化能力的差异。由表6可知,不同规模城市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具有相异的市民化能力。匹配前,自雇农业转移人口比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显著更强,在超大城市,受雇与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指数差距最大,为1207.29;在中小、特大和大城市,市民化能力指数差距分别为1025.23、784.62、694.65。然而,匹配后,在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身份由受雇转化为自雇的反事实假设下,受雇与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差距有所缩小,可见,匹配前的模型处理结果夸大了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之间的市民化能力差距。由匹配后的结果可知:①在超大城市,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但是,在特大城市,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却显著高于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差距达到258.55。可能原因是:在超大、特大城市,由于创业门槛较高和政策限制,自雇农业转移人口更多为生存型自雇,其收入虽相对较高,但由于其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其主要从事较低层次的职业,就业并不稳定[25,26],市民化能力相对较低;而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稳定性较高,城市融合能力和人力资本能力也稍高于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因此,具有较强的市民化能力。②在大、中小城市,与匹配前相比,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仍显著强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但二者市民化能力差距有所缩小,分别缩小了335.23和562.58。可能原因是:与超大、特大城市的受雇农业转移人口相比,大、中小城市的受雇农业转移人口一般是低技能的,或者年龄较大,多从事低端职业,工作中往往处于被动状态[27,28];由于大、中小城市创业门槛较低,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往往能够破除生存型自雇的“天花板”,其自雇处于较高社会层面,形成创业型自雇甚至是发展型自雇,就业质量相对较高,经济收入水平相对更好,从而形成较强市民化能力。可见,相对超大、特大城市,大、中小城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的增强是由于其对生存型自雇的突破带来的。

Table 6
表6
表6倾向得分匹配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Table 6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TT)
因变量处理效应超大城市特大城市
处理组控制组差距处理组控制组差距
市民化能力匹配前4292.473085.181207.29***3208.162423.54784.62***
ATT4180.163919.88260.283183.893442.44-258.55***
城市融合能力匹配前11.8918.79-6.90***9.8920.53-10.63***
ATT11.9012.51-0.619.9010.62-0.72
经济能力匹配前968.63667.78300.85***810.99564.15246.84***
ATT963.08714.22248.87***807.04685.56121.48***
人力资本能力匹配前0.290.47-0.18***0.220.37-0.15***
ATT0.290.31-0.030.220.26-0.04
因变量处理效应大城市中小城市
处理组控制组差距处理组控制组差距
市民化能力匹配前3123.772429.12694.65***3388.942363.711025.23***
ATT3093.852734.43359.42***3348.502885.85462.65***
城市融合能力匹配前9.7418.37-8.63***9.0618.20-9.13***
ATT9.819.92-0.119.149.77-0.63
经济能力匹配前756.56550.75205.81***783.57526.10257.47***
ATT754.18595.07159.11***776.97606.55170.43***
人力资本能力匹配前0.240.33-0.09***0.220.25-0.04***
ATT0.240.28-0.04***0.220.3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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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融合能力看,无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还是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匹配后,自雇与受雇型农业转移人口都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城市融合能力都较弱。因此,无论是何种规模城市,农业转移人口都是城市中的“漂浮”人口,城市融合能力弱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待解决的痼疾。从经济能力看,匹配后,不同规模城市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差距有所缩小,其中,在特大城市,两者差距缩小了125.36,在超大、大和中小城市,分别缩小了51.98、46.70和87.04,但总体上,自雇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能力仍显著强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从人力资本能力看,匹配后,在超大、特大城市,自雇和受雇农业转移人口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大、中小城市,受雇农业转移人口仍显著强于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可能原因是:在大、中小城市,更高经济能力获取并非主要来自人力资本能力,而可能更多来自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等,虽然人力资本能力高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在受雇行业就业,但由于自雇可以获取更高收入,多属于创业型自雇,当受雇农业转移人口进行相应资本积累后,也可能向自雇就业进行职业转换[14]

本文还采用近邻匹配、卡尺匹配方法对核匹配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近邻匹配、卡尺匹配结果与核匹配结果基本没有差异,这也验证了PSM模型(核匹配)结果的稳健性。此外,为确保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在匹配后特征变量不存在显著差异,还需要进行平衡性检验(表7)。结果表明,样本匹配后,大多数主要特征变量标准化偏差小于10%,同时,P值表明大多数特征变量结果不拒绝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差异原假设,偏差降低也较大,最大的甚至达到了99.6。这意味着PSM方法能大大降低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样本组之间的差异,尤其在特大、大城市,匹配前,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样本组之间存在较大偏差,主要特征变量之间的差异在统计上均显著异于零。匹配后,从P值可知,大多数特征变量差异不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样本匹配能够通过平衡性检验,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样本组之间进行匹配所使用的协变量不再存在系统差异或差异很小,这可以消除或大大削弱样本选择偏误所导致的估计偏差。

Table 7
表7
表7自雇型和受雇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平衡性检验结果
Table 7Balance test results of the citizenization capacity of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变量匹配
类型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
偏差/%偏差降
低比/%
P偏差/%偏差降
低比/%
P偏差/%偏差降
低比/%
P偏差/%偏差降低比/%P
edu匹配前-38.186.00.00-32.874.30.00-21.054.10.00-8.9-111.90.02
匹配后-5.30.04-8.40.01-9.60.00-18.90.00
family匹配前47.998.20.0059.979.20.0038.891.80.0035.285.40.00
匹配后-0.90.75-12.50.003.20.185.10.16
province匹配前-17.029.40.002.332.20.43-22.386.70.00-30.258.50.00
匹配后-12.00.00-1.60.623.00.2712.50.01
time匹配前38.076.20.0052.168.50.0028.086.40.0042.158.50.00
匹配后-9.00.00-16.40.00-3.80.18-17.50.00
children匹配前28.997.10.0044.586.50.0042.595.20.0042.5960.00
匹配后0.80.796.00.09-2.10.471.70.71
renting匹配前16.587.00.0039.991.50.0015.279.20.0039.074.70.00
匹配后-2.20.403.40.26-3.20.219.90.02
fund匹配前-60.499.60.00-54.898.20.00-53.397.80.00-39.298.60.00
匹配后-0.30.88-1.00.44-1.20.270.50.68
lnincome匹配前33.999.40.0046.679.70.0032.580.70.0044.379.50.00
匹配后-0.20.94-9.50.006.30.019.10.03
network匹配前-49.493.50.00-78.595.60.00-61.299.40.00-66.595.60.00
匹配后-3.20.23-3.50.25-0.40.88-2.90.46
job匹配前57.497.90.0070.589.40.0062.599.00.0085.894.30.00
匹配后1.20.697.50.050.60.844.90.33
endow匹配前44.896.90.0040.767.90.0036.595.60.0026.978.70.00
匹配后-1.40.6613.10.00-1.60.575.70.19
medical匹配前49.596.00.0050.399.80.0048.188.70.0025.080.70.00
匹配后2.00.43-0.10.975.40.024.80.21
openness匹配前22.473.70.0013.038.30.00-6.186.10.01-9.494.70.01
匹配后5.90.03-8.10.010.90.73-0.50.91
service匹配前20.140.70.00-16.878.40.0018.784.50.00-15.928.20.00
匹配后11.90.00-3.60.96-2.90.281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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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不同规模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匹配分析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不同规模城市自雇和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存在分异。从市民化意愿看,不同就业身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具有不同的城市规模效应,总体而言,自雇农业转移人口更愿意到较大规模城市落户,而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则更愿意到较小规模城市落户。从市民化能力看,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在较大规模城市只有较弱的市民化能力,而在较小规模城市却具有较强的市民化能力,与自雇农业转移人口相反,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在较大规模城市尤其在特大城市具有较强的市民化能力,而在较小规模城市却只具有较弱的市民化能力,如表8所示。可见,自雇和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在不同规模城市其市民化意愿、能力存在不匹配甚至错配现象。

Table 8
表8
表8不同就业身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的比较
Table 8Comparison of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and capacity of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with different employment status
指标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
自雇者受雇者差异自雇者受雇者差异自雇者受雇者差异自雇者受雇者差异
市民化意愿显著显著不显著显著
市民化能力不显著显著显著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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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民化意愿与能力2个维度之中,市民化意愿是主观驱动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应以市民化意愿为参照[11]。①在超大城市,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没有显著差异,但市民化意愿却有显著差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显著强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而且,结合表6可知,其经济能力也显著强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这表明,相对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自雇农业转移人口更可能市民化,他们应该是超大城市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点群体。然而,城市融合能力、人力资本能力较弱又掣肘了其市民化能力的提升,导致其市民化意愿、能力之间的不匹配。因此,在超大城市,推进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是在提升其经济能力的同时重点提升其城市融合能力和人力资本能力。②在特大城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显著强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但市民化能力却显著弱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从而产生市民化意愿与能力的错配,与超大城市相同。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短板最主要来源于其城市融合能力和人力资本能力的缺乏,这也可以反映出在超大、特大城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的生存型自雇特征。③在大城市,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并无显著差异,但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却显著强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自雇、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能力之间产生了不匹配。在大城市,由于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较强,有利于低成本推进市民化进程,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应是推进市民化进程的主体,但同时要兼顾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能力不匹配主要源于其市民化意愿较弱,需进一步激发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能力的不匹配则主要源于其市民化能力不足,需提升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尤其是经济能力。④在中小城市,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显著强于自雇农业转移人口,但其市民化能力却显著弱于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能力之间也产生了错配。在中小城市,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应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点群体,但市民化能力,尤其是经济能力不足,又影响了市民化意愿与能力的匹配,也需提升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尤其是经济能力。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本文根据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应用Logistics模型和PSM方法分不同规模城市对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能力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不同规模城市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存在分异,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分异容易造成不同就业身份农业转移人口在不同规模城市其市民化意愿与能力之间的不匹配甚至错配。

(2)在超大城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显著强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但两者市民化能力没有显著差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存在明显的不匹配。

(3)在特大城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显著强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但市民化能力却显著弱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存在明显的错配。

(4)在大城市,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差差异,但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显著强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无论是自雇还是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其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

(5)在中小城市,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显著强于自雇农业转移人口,但市民化能力显著弱于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也存在明显的错配。

4.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为低成本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源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优化配置,应区分城市规模和就业身份促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能力相互匹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实现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双重维度,否则,容易导致市民化意愿与能力不匹配,阻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应以市民化意愿为参照,以城市承载力为边界,实施精准化落户政策,分层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先推动具有较强市民化意愿的自雇或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重点补齐市民化能力的短板,促使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实现匹配。

(2)在超大、特大城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具有更强市民化意愿,但限于市民化能力不足,其户籍转换往往难以实现。超大、特大城市在对流动人口规模总体控制基础上,应将自雇农业转移人口作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点群体,促使自雇农业转移人口由生存型自雇向创业型、发展型自雇转化,提升其市民化能力尤其是城市融合能力和人力资本能力。建议超大、特大城市弱化城市户籍所附着的各种福利功能,打破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隐性户籍墙”,创造各类创业就业机会,降低创业就业门槛,完善创业就业优惠政策,加强创业就业培训,畅通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向上流动通道,促使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创业就业转型升级,积极提升其市民化能力。

(3)在大城市,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应兼顾自雇和受雇农业转移人口2类群体,而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难点则是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较弱而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却较弱。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就转化为如何激发自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和提升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问题。建议大城市实施积极的创业就业政策,优化创业就业氛围,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配套水平,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消除“稀释效应”和“排斥效应”,增强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同时,加强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完善就业保障,改善就业结构,提高工资性收入,消除同工低酬现象,降低城市融合成本,提升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

(4)在中小城市,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具有更强的市民化意愿,中小城市应将受雇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点群体,优先推进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推进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是提升其市民化能力。建议中小城市加快承接产业转移进程,加强产业配套,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就地就近就业,提升就业吸纳能力,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均等化享受公共服务的机制与政策,持续提升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尤其是经济能力,加快推进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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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uses data from an experimental employment program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s (IV) estimation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job loss on child classroom behavior. Random assignment to the treatment at one of three program sites is an exogenous predictor of employment patterns. Cross-site variation in treatment-control differences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effects of employment levels and transitions. Under certain assumptions, this method controls for unobserved correlates of job loss and child well-being, as well as measurement error and simultaneity. IV estimates suggest that maternal job loss sharply increases problem behavior but has neutral effects on positive social behavior. Current employment programs concentrate primarily on job entry, but these findings point to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job stability for workers and their children.

石丹淅, 吴克明. 教育促进劳动者自我雇佣了吗? 基于CHIP数据的经验分析
[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5, (3):19-26.

[本文引用: 1]

[ Shi D X, Wu K M. Does education promote self-employment? Experience analysis based on CHIP data
[J]. Journa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2015, (3):19-26.]

[本文引用: 1]

徐美银.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7(4):53-63.

[本文引用: 2]

[ Xu M Y.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the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8,17(4):53-63.]

[本文引用: 2]

侯亚杰. 户口迁移与户籍人口城镇化
[J]. 人口研究, 2017,41(4):82-96.

[本文引用: 1]

[ Hou Y J. Hukou relocation and registere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7,41(4):82-96.]

[本文引用: 1]

田明, 李辰, 赖德胜.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 悖论及解释
[J]. 人口与经济, 2019, (6):1-13.

[本文引用: 1]

[ Tian M, Li C, Lai D 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and “Luohu” of rural migrants: A paradox and explanation
[J]. Population & Economics, 2019, (6):1-13.]

[本文引用: 1]

黄志岭. 教育、自我雇佣收入及其城乡差异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3,34(6):89-94.

[本文引用: 1]

[ Huang Z L. Education, self-employment earnings and urban/rural differences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3,34(6):89-94.]

[本文引用: 1]

杨渝红, 欧名豪. 土地经营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关系研究: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J]. 资源科学, 2009,31(2):310-316.

URL [本文引用: 1]
文章从土地经营规模角度,结合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探讨适宜我国当前的农民收入增长途径。基于相关研究假设,提出本研究假说,采用1998年~2005年全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以数量经济模型为分析工具,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统计检验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研究结论认为:①土地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农民收入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替代效应体现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障功能,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前提下,与收入效应共同作用形成农户兼业化;②我国的人均土地经营规模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呈U型关系,土地经营规模过小或者是处于规模经营水平都可能使农民获得较高的人均纯收入。研究最后指出,从土地政策、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是实现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可能途径。
[ Yang Y H, Ou M H. The relations of land management scale, labour force immigrant and farmer incom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test
[J]. Resources Science, 2009,31(2):310-316.]

URL [本文引用: 1]
文章从土地经营规模角度,结合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探讨适宜我国当前的农民收入增长途径。基于相关研究假设,提出本研究假说,采用1998年~2005年全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以数量经济模型为分析工具,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统计检验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研究结论认为:①土地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农民收入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替代效应体现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障功能,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前提下,与收入效应共同作用形成农户兼业化;②我国的人均土地经营规模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呈U型关系,土地经营规模过小或者是处于规模经营水平都可能使农民获得较高的人均纯收入。研究最后指出,从土地政策、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是实现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可能途径。

黄志岭. 城乡户籍自我雇佣差异及原因分析
[J]. 世界经济文汇, 2012, (6):111-119.

[本文引用: 1]

[ Huang Z L.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and causes of the self-employment of urban and rural registration
[J]. World Economic Papers, 2012, (6):111-119.]

[本文引用: 1]

侯孟阳, 姚顺波.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
[J]. 资源科学, 2018,40(12):2475-2486.

[本文引用: 1]

[ Hou M Y, Yao S B.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nd threshol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on agricultural eco-efficiency in China
[J]. Resources Science, 2018,40(12):2475-2486.]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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