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ing effect of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 in water resource consump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ZHANGChenjun收稿日期:2018-04-11
修回日期:2018-07-26
网络出版日期:2018-11-20
版权声明:2018《资源科学》编辑部《资源科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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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1978—2017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51%(按照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快速经济增长的背后隐藏着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巨大隐患。经计算,用水总量年均增长率为0.64%(由于数据缺失,计算区间为1979—2016年),而中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人均水资源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3。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水情,当前中国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1]。因此,对水资源消耗演变趋势进行分解分析有助于掌握过去不同因素对水资源消耗的影响情况,将有利于具体的水资源政策的制定执行,对“三条红线”和“双控行动”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学术界已经开展了大量关于水资源消耗变化影响因素的指数分解研究。贾绍凤等将北京市平均工业用水定额下降的贡献归结为部门用水定额的减少和产业、部门的结构调整[2]。陈东景将中国工业水资源消耗强度变化分解为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结构份额逐渐下降,而效率份额却逐渐上升[3]。刘翀等将安徽省工业用水量变化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用水定额效应,发现规模效应是驱动工业用水量增加的主要因素,而用水定额效应和结构效应都促进了工业用水量减少[4],张礼兵等还考察了节水效应对抑制安徽省工业用水量增加的贡献[5]。秦昌波等将陕西省生产用水量变化分解为经济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用水技术效应[6]。孙才志等将中国产业用水量变化分解为经济水平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用水强度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7]。佟金萍等运用完全分解模型,研究得到中国万元GDP用水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8]。Xu等将北京市1978—2012年农作物水足迹变化分解为节水技术效应、种植结构效应、产出规模效应、城市化效应和人口效应[9]。韩琴等将中国31个省份1998—2012年灰水足迹效率变化分解为效率效应、结构效应、经济效应、禀赋效应、开发效应和技术效应[10]。部分****还考察了区域经济份额、区域人口分布对中国用水量变化的影响[11,12,13]。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用水量或用水强度演变趋势的分解主要集中于时间视角,而对用水量或用水强度在空间差异影响因素方面的指数分解研究甚少。国外空间差异驱动效应分解研究全部集中于能源环境领域[14,15,16,17,18,19,20,21,22,23],而国内仅检索到2篇相关水资源空间差异驱动效应分解的中文文献[24, 25]。水资源消耗空间差异驱动效应分解的意义在于有利于探索水资源消耗地域差异的形成原因和影响机理,用水量少或用水强度低的地区可以给予用水量多或用水强度高的地区具体化的针对性的节水对策,先后共同实现“双控行动”的节水目标。
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长期高强度的经济开发使得长江经济带正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尤其是水资源短缺与水环境污染问题[26]。本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分解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及用水强度差异的驱动效应,有利于挖掘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消耗时空差异的影响因素,为控制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提供对策建议。
2 模型构建
LMDI(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方法由Ang等[27, 28]提出,是国际上常用的因素分解模型,已被广泛地运用于水资源领域。2.1 时间差异分解模型
用水总量式中,
将公式(1)改写为以下形式:
式中,
假定时间从
其中:
式中,
同理,用水强度
式中指标含义与公式(1)和公式(2)相同。
用水强度从时间
其中:
式中,
2.2 空间差异分解模型
假定存在两个地区,分别用上标式中,
将公式(11)改写为以下形式:
式中,
将公式(12)改写为以下形式:
式中,
其中:
式中,
同理,可以将地区
式中指标含义与公式(12)和公式(13)相同。用水强度的地区差异
其中:
式中,
3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0—2015年,所涉原始数据为增加值指标和用水量指标,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9]和《中国水资源公报》[30],对所用指标构建解释如下:(1)增加值指标。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影响,长江经济带所有省份三次产业增加值均按照2000年不变价格进行调整,地区生产总值由调整后的三次产业增加值加总得到。
(2)用水量指标。由于统计资料中用水量指标并不是按照三次产业口径进行划分,而是划分为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四类,为了与三次产业相对应,需要对四类用水进行调整,调整过程如下:将农业用水作为第一产业用水,工业用水作为第二产业用水,参考孙才志等[7]的处理方法,近似地将生活用水作为第三产业用水,用水总量由调整后的三次产业用水量加总得到。产业用水强度由产业用水量除以产业增加值得到。
4 水资源消耗时空差异分解分析
4.1 水资源消耗时空变化趋势
图1显示了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用水强度的变化趋势。总体上看,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2232.15亿m3增加到2015年的2594.60亿m3,增加了362.45亿m3,年均增长率为1.01%。其中,用水总量在2003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可能是因为当年水资源供给量较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布掀起节水型社会建设热潮所致[31],于2013年达到最高点(2625.26亿m3),随后有所下降,可能是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贯彻执行的积极影响。长江经济带用水强度呈递减趋势,从2000年的554.87m3/万元下降到2015年的125.43m3/万元,年均下降9.4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1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用水强度变化趋势
-->Figure 1The trend of water consumption and water intens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from 2000 to 2015
-->
图2显示了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用水总量、用水强度的平均值。用水总量最大、最小的省份分别是江苏(524.56亿m3)、重庆(74.14亿m3),前者是后者的7.08倍,同时,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用水总量的标准差达到126.63亿m3。用水强度最大、最小的省份分别是江西(422.19m3/万元)、上海(98.24m3/万元),前者是后者的4.30倍,同时,用水强度的标准差达到107.55m3/万元,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用水总量、用水强度存在比较显著的空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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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用水总量、用水强度的平均值
-->Figure 2The average value of water consumption and water intensity in each province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from 2000 to 2015
-->
4.2 水资源消耗时间差异分解分析
4.2.1 用水总量时间差异分解分析(1)分段用水总量变化驱动效应。基于中国每五年制定实施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事实,本文将考察时间段2000—2015年划分为3个子时间段:2000—2005年(“十五”时期)、2005—2010年(“十一五”时期)、2010—2015年(“十二五”时期),图3显示了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各子时间段用水总量变化驱动效应分解结果。“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用水总量分别增加了113.88亿m3、216.75亿m3和31.82亿m3,“十二五”时期用水总量增加量最小,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以及《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贯彻实施密切相关。技术进步是抑制用水总量上升的主要因素,并且贡献逐渐加强,说明节水技术应用得到发展和普及,产业结构调整是抑制用水总量上升的次要因素,贡献远远小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始终是推动用水总量上升的因素,并且完全抵消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对用水总量的促减作用,最终引致用水总量增加,水资源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经济增长势必会增加对水资源的需求,由于“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导致经济规模效应小于“十一五”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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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分阶段用水总量的因素分解结果
-->Figure 3The factor decomposition result of water consumption in sta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from 2000 to 2015
-->
(2)用水总量变化驱动因素的累计效应。为了更加清晰地反映2000—2015年各驱动因素对用水总量演变的动态影响,将各因素对用水总量的贡献值逐年累加计算得到各因素的累计效应值,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2000—2015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累计增加了362.45亿m3,其中,2000—2003年用水总量累计下降了90.35亿m3,而2004—2015年用水总量累计增加了282.04亿m3,年均增长率达到1.05%,其中,2013—2015年用水总量却累计下降了30.66亿m3,与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中“三条红线”的硬约束作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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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变化驱动因素的累积贡献
-->Figure 4The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of driving factor of water consumption change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from 2000 to 2015
-->
经济增长是用水总量上升的推动因素,2000—2015年经济规模效应累计达到3979.78亿m3,占总效应的比重为1098.02%,2000—2001年仅为205.29亿m3,计算得到年均增长率为23.58%。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是抑制用水总量上升的主次因素,2000—2015年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分别累计达到
(3)驱动效应在三次产业内部的差异。由于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在三次产业内部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用水量控制策略也应根据其特征差异而有所侧重。图5显示了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分阶段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在三次产业内部的差异。各时间段三次产业用水效率普遍提高,有力促进了用水总量下降,其中,第三产业贡献最小。2000—2005年第一产业用水效率提高对用水总量下降的贡献最大,而2005—2010年和2010—2015年都是第二产业贡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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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分阶段因素效应的产业差异
-->Figure 5The industrial differences of factor effect of water consumption in sta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from 2000 to 2015
-->
产业结构效应在三次产业内部差异的分析过程与技术进步效应不同,根据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即第一产业比重逐渐降低,而第二、三产业比重逐渐提高,当产业结构效应在某产业内部为负值时,表明该产业比重下降,从而带动用水量下降,对第一产业的政策含义应是降低第一产业比重,但是对第二、三产业却不适用,反而需要提高第二、三产业比重,因此,仅分析产业结构效应在第一产业内部的差异。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用水总量下降的来源主要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情况下,第一产业用水强度较高,所占比重下降将引致用水总量下降,在2010—2015年,贡献有所下降。
图6显示了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在三次产业内部的累积效应值。可以看出,三次产业用水效率普遍提高,有力促进了用水总量下降,其中,第三产业贡献始终最小,2008年前第一产业的贡献大于第二产业,而2008年后第二产业贡献大于第一产业,并且差距逐渐拉大。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用水总量下降主要来源于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对用水总量下降的贡献大于三次产业用水效率提高对用水总量下降的贡献(2003年除外),2000—2015年累计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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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因素效应累计贡献的产业差异
-->Figure 6The industrial differences of factor effect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of water consumption in sta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from 2000 to 2015
-->
4.2.2 用水强度时间差异分解分析
(1)分段用水强度变化驱动效应。图7显示了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分阶段用水强度变化的因素分解结果。“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用水强度分别下降了218.36m3/万元、137.64m3/万元和73.45m3/万元,用水强度下降量呈递减趋势,表明长江经济带用水强度下降的空间逐渐缩小。技术进步效应是用水强度下降的首要促进因素,产业结构效应是次要因素,两者的绝对值都呈递减趋势,表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对用水强度下降的贡献绝对值有所下降,因此,不能仅仅依赖节水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以降低用水强度,还需要辅助于经济、制度等其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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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分阶段用水强度的因素分解结果
-->Figure 7The factor decomposition result of water intensity in sta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from 2000 to 2015
-->
(2)用水强度变化驱动因素的累计效应。图8显示了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用水强度及其驱动因素的累计效应值。2000—2015年期间,用水强度累计下降了429.44m3/万元,其中,2003年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主要因为当年用水量较少,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用水强度逐年下降,但是下降幅度明显放缓。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始终是用水强度下降的主次因素,2000—2015年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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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用水强度变化驱动因素的累积贡献
-->Figure 8The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of driving factor of water intensity change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from 2000 to 2015
-->
(3)驱动效应在三次产业内部的差异。图9显示了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分阶段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在三次产业内部的差异。各阶段三次产业用水效率普遍提高,有力促进了用水强度下降,其中,第三产业贡献始终小于第一、二产业,并且三次产业的贡献在逐渐削弱。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用水强度下降主要归功于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但是对用水强度下降的贡献也逐渐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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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用水强度分阶段因素效应的产业差异
-->Figure 9The industrial differences of factor effect of water intensity in sta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from 2000 to 2015
-->
图10显示了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在三次产业内部的累计贡献。可以看出,三次产业用水效率普遍提高,有力促进了用水强度下降,但是贡献幅度有所放缓,其中,第三产业贡献始终最小,主要因为第三产业节水空间较小,2001—2007年,第一产业对用水强度促减作用大于第二产业,而2008—2015年,第二产业实现反超。产业结构效应在第一产业内部始终是负值,第一产业比重下降是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用水强度下降的来源,对用水强度下降的贡献大于三次产业用水效率提高对用水强度下降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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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用水强度因素效应累计贡献的产业差异
-->Figure 10The industrial differences of factor effect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of water intensity in sta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from 2000 to 2015
-->
4.3 水资源消耗空间差异分解分析
4.3.1 用水总量空间差异分解分析比较对象的选择是用水量空间差异驱动效应分解的前提,根据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用水总量的大小,选择用水总量最小的重庆作为比较对象,因此,便有10个比较组别,用水总量空间差异驱动效应的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限于篇幅,仅列出2000年和2015年的因素分解结果。
Table 1
Table 1Factor decomposition of spatial difference of water consump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in 2000 and 2015 (亿m3)
组别 | 经济规模效应 | 产业结构效应 | 技术进步效应 | 总效应 |
---|---|---|---|---|
上海-重庆 | 75.75→49.35 | -31.59→-62.60 | 7.89→38.35 | 52.05→25.10 |
江苏-重庆 | 287.37→342.50 | -13.99→-25.75 | 115.90→177.85 | 389.27→494.60 |
浙江-重庆 | 136.70→112.57 | -17.97→-14.97 | 26.10→5.10 | 144.82→102.70 |
安徽-重庆 | 48.61→41.18 | 19.81→36.61 | 51.93→128.12 | 120.36→205.90 |
江西-重庆 | 12.72→-11.95 | 19.67→44.75 | 128.92→132.90 | 161.31→165.70 |
湖北-重庆 | 90.72→78.71 | 8.23→25.40 | 115.32→118.59 | 214.27→222.70 |
湖南-重庆 | 98.15→80.58 | 21.12→38.27 | 140.36→130.85 | 259.63→249.70 |
四川-重庆 | 88.49→91.58 | 17.53→39.32 | 46.19→51.60 | 152.20→182.50 |
贵州-重庆 | -37.33→-63.10 | 11.46→24.39 | 53.71→57.62 | 27.83→18.90 |
云南-重庆 | 10.22→-23.83 | 13.35→41.82 | 67.21→51.91 | 90.78→6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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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和2015年,江苏与重庆用水总量的差异都是最大,分别达到389.27亿m3和494.60亿m3,贵州与重庆的差异都是最小,分别为27.83亿m3和18.90亿m3,江苏分别是重庆的14倍和26倍。各省份技术进步效应都为正值,表明这些省份产业用水强度都高于重庆,不利于用水总量下降以缩小用水量空间差异,2000年和2015年最大值分别为湖南、江苏,最小值分别为上海、浙江。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和浙江)产业结构效应在2000年和2015年都为负值,表明与重庆相比,产业结构更加高级化,有利于促进用水总量下降以缩小用水量空间差异,而其他省份产业结构则比较低级。在2000年,贵州的经济规模效应为负值,因为GDP比重庆少761.08亿元,而其他省份的GDP都大于重庆,引致经济规模效应为正值,推动用水总量上升,最大的省份是江苏;在2015年,江西、贵州和云南3个省份的经济规模效应为负值,而其他省份都为正值,最大的省份还是江苏,足以见得江苏经济之发达。
用水量空间差异分解分析与时间差异相同,也分析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在三次产业内部的差异,如表2所示。技术进步效应在第一产业内部都是正值,表明各省份第一产业用水强度都大于重庆,扩大了用水总量空间差异;仅有浙江第二产业用水强度始终小于重庆,对用水量空间差异缩小起到促进作用;仅有长江三角洲地区第三产业用水强度在2000年和2015年都小于重庆,对用水总量空间差异缩小起到促进作用,并且贡献有所增强,其他省份都不利于用水总量空间差异的缩小。根据前文分析,仅分析产业结构效应在第一产业内部的差异,仅有长江三角洲地区第一产业比重始终小于重庆,引致产业结构效应在第一产业内部是负值,表明产业结构比较高级化,有利于促进用水量空间差异的缩小,而其他省份第一产业比重皆大于重庆。
Table 2
Table 2The industrial differences of factor effect of spatial difference of water consump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in 2000 and 2015 (亿m3)
组别 | 产业结构效应 | 技术进步效应 | |||||
---|---|---|---|---|---|---|---|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 ||
上海-重庆 | -38.68→-54.88 | 4.06→-21.25 | 3.03→13.53 | 18.91→32.45 | 3.45→27.14 | -14.47→-21.24 | |
江苏-重庆 | -23.92→-23.26 | 13.56→-8.05 | -3.63→5.56 | 123.29→127.22 | -2.07→69.25 | -5.32→-18.61 | |
浙江-重庆 | -23.90→-17.03 | 8.49→-7.56 | -2.56→9.62 | 59.20→29.89 | -26.91→-11.73 | -6.19→-13.06 | |
安徽-重庆 | 25.95→41.12 | -4.81→-7.90 | -1.33→3.38 | 50.41→71.39 | 3.12→53.67 | -1.60→3.06 | |
江西-重庆 | 26.77→48.08 | -6.79→-2.61 | -0.31→-0.72 | 100.36→86.31 | 25.19→35.58 | 3.37→11.01 | |
湖北-重庆 | 10.77→28.53 | -2.14→-10.62 | -0.41→7.49 | 89.86→68.49 | 23.24→43.54 | 2.23→6.56 | |
湖南-重庆 | 27.04→43.81 | -5.82→-14.02 | -0.10→8.48 | 121.10→85.84 | 9.23→44.88 | 10.03→0.13 | |
四川-重庆 | 23.99→41.17 | -5.43→-4.85 | -1.03→3.00 | 44.31→44.62 | 1.45→1.06 | 0.43→5.92 | |
贵州-重庆 | 16.02→28.06 | -2.42→-10.20 | -2.14→6.54 | 33.21→28.73 | 8.24→24.52 | 12.25→4.36 | |
云南-重庆 | 15.57→44.00 | -0.52→-6.41 | -1.70→4.23 | 71.67→47.74 | -8.80→3.22 | 4.34→0.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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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用水强度空间差异分解分析
根据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用水强度的大小,选择用水强度最小的上海作为比较对象,因此,便有10个比较组别,用水强度空间差异驱动效应的分解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Table 3Factor decomposition of spatial difference of water intens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in 2000 and 2015 (m3/万元)
组别 | 产业结构效应 | 技术进步效应 | 总效应 |
---|---|---|---|
江苏-上海 | 250.97→73.88 | 42.82→-2.90 | 293.79→70.98 |
浙江-上海 | 172.71→40.90 | -72.32→-30.03 | 100.39→10.87 |
安徽-上海 | 366.97→129.13 | 14.71→8.97 | 381.68→138.10 |
江西-上海 | 556.88→165.11 | 302.50→13.88 | 859.38→178.99 |
湖北-上海 | 359.65→104.00 | 176.44→5.77 | 536.09→109.77 |
湖南-上海 | 472.95→124.10 | 189.55→1.63 | 662.50→125.74 |
重庆-上海 | 115.96→42.19 | -28.60→-25.62 | 87.36→16.58 |
四川-上海 | 303.46→96.63 | 0.24→-26.32 | 303.70→70.31 |
贵州-上海 | 405.70→121.94 | 184.30→2.81 | 589.99→124.75 |
云南-上海 | 444.39→138.11 | 59.91→-27.77 | 504.30→110.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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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和2015年,江西与上海用水强度空间差异始终最大,分别达到859.38m3/万元和178.99m3/万元,而与上海空间差异最小的省份分别是重庆和浙江,分别达到87.36m3/万元和10.87m3/万元,江西分别是重庆、浙江的10倍和16倍。在2000年,仅有浙江和重庆的技术进步效应为负值,在2015年,江苏、浙江、重庆、四川和云南5个省份的技术进步效应是负值,表明产业用水强度小于上海,对用水强度空间差异缩小起到促进作用,其他省份都是正值。所有省份的产业结构效应都是正值,表明各省份产业结构没有上海高级,不利于用水强度空间差异的缩小。
表4显示了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在三次产业内部的差异。在2015年,技术进步效应在第一产业内部都是负值,表明各省份第一产业用水强度都小于上海,对用水强度空间差异缩小起到促进作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贵州5个省份技术进步效应在第二产业内部始终是正值,表明产业用水强度大于上海,对用水强度空间差异扩大起到推动作用,除安徽外,其他省份与上海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浙江、重庆、四川和云南4个省份第二产业技术进步效应始终是负值,表明产业用水强度小于上海,有利于用水强度空间差异缩小;技术进步效应在第三产业内部始终是正值,表明各省份用水强度大于上海,不利于用水强度空间差异缩小,但是促增作用有所削弱,归因于长江经济带第三产业用水效率普遍提高。所有省份第一产业比重始终大于上海,引致产业结构效应在第一产业内部始终是正值,表明与上海相比,产业结构比较低级,不利于用水强度空间差异的缩小,从2000年到2015年来看,对用水强度空间差异的促增作用削弱较大。
Table 4
Table 4The industrial differences of factor effect of spatial difference of water intens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in 2000 and 2015 (m3/万元)
组别 | 产业结构效应 | 技术进步效应 | |||||
---|---|---|---|---|---|---|---|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 ||
江苏-上海 | 246.55→63.92 | 18.89→15.35 | -14.48→-5.39 | 26.98→-11.54 | -17.25→3.59 | 33.09→5.05 | |
浙江-上海 | 168.82→38.44 | 17.13→6.56 | -13.24→-4.10 | -3.50→-16.51 | -96.37→-20.86 | 27.56→7.34 | |
安徽-上海 | 415.92→122.70 | -35.55→14.46 | -13.40→-8.02 | -30.00→-24.84 | 3.86→15.86 | 40.86→17.95 | |
江西-上海 | 625.59→159.58 | -55.59→17.39 | -13.12→-11.86 | 105.10→-21.18 | 127.88→8.79 | 69.52→26.27 | |
湖北-上海 | 397.27→100.16 | -25.29→10.90 | -12.33→-7.06 | 35.75→-22.69 | 81.01→7.02 | 59.67→21.45 | |
湖南-上海 | 525.05→121.49 | -38.14→8.21 | -13.96→-5.59 | 70.60→-23.27 | 26.98→8.47 | 91.97→16.43 | |
重庆-上海 | 139.79→37.43 | -13.18→13.66 | -10.66→-8.89 | -68.36→-22.13 | -11.19→-17.45 | 50.95→13.96 | |
四川-上海 | 350.79→95.57 | -34.32→9.84 | -13.01→-8.78 | -46.09→-29.66 | -4.76→-16.01 | 51.09→19.35 | |
贵州-上海 | 467.93→123.27 | -34.32→3.91 | -27.91→-5.25 | -12.70→-31.78 | 52.79→10.40 | 144.21→24.18 | |
云南-上海 | 476.07→138.55 | -13.74→6.29 | -17.93→-6.73 | 47.73→-31.46 | -59.91→-13.17 | 72.09→16.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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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水资源消耗时空差异的关系
前文分别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分解了用水总量和用水强度差异的驱动效应,本节将讨论用水总量和用水强度时空差异之间的关系,限于篇幅,仅以用水总量为例。若时间从
公式(22)和公式(23)的差可表示为:
可见,用水总量时空差异存在相互转换的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式(24),地区
Table 5
表5
表5用水总量时空差异的关系
Table 5The relationship of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 of water consumption
103.00-108.38 | 25.10 | 52.05 | -26.95 | |
77.90-56.33 | ||||
-26.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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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采用LMDI方法,分解分析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用水强度时空差异的驱动效应,得到如下主要发现:(1)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分别是抑制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上升的主次因素,而经济增长始终是推动用水总量上升的因素,由于经济增长对用水总量的促增作用完全抵消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促减作用,最终引致用水总量上升;三次产业用水效率普遍提高,有力促进了用水总量下降,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用水总量下降的来源主要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
(2)长江经济带用水强度下降的空间逐渐缩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分别是促进用水强度下降的主次因素,可是贡献绝对值却逐渐下降;三次产业用水效率普遍提高,有力促进了用水强度下降,第三产业贡献最小,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用水强度下降主要来源于第一产业比重下降。
(3)选择重庆作为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空间差异的比较对象,各省份产业用水强度在2000年和2015年都高于重庆,不利于用水总量下降以缩小用水总量空间差异,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比重庆更加高级化,有利于用水总量下降以缩小用水总量空间差异,江苏经济规模在2000年和2015年都是最大,推动用水总量空间差异扩大,而贵州始终最小;各省份第一产业用水强度始终大于重庆,仅有浙江第二产业用水强度始终小于重庆,长江三角洲地区第三产业用水强度始终小于重庆,同时,产业结构比重庆更加高级化。
(4)选择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用水强度空间差异的比较对象,仅有浙江、重庆在2000年和2015年的产业用水强度小于上海,有利于用水强度空间差异的缩小,所有省份的产业结构都没有上海高级,不利于用水强度空间差异的缩小;在2015年,各省份第一产业用水强度小于上海,浙江、重庆、四川和云南4个省份第二产业用水强度始终小于上海,所有省份第三产业用水强度始终大于上海;所有省份第一产业比重始终大于上海,引致产业结构效应在第一产业内部始终是正值,表明与上海相比,产业结构比较低级,不利于用水强度空间差异的缩小。
(5)用水总量、用水强度时空差异之间存在相互转换的关系。
5.2 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含义:(1)由于以减缓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的用水量减少策略不符合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诉求,因此,长江经济带的用水量控制应该围绕提高用水效率、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策略予以实施。
(2)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是用水量下降的直接促进因素,但是其贡献绝对值却有所下降,因此,不能仅仅依赖两者来降低用水强度,需要综合发挥经济、制度等其他因素的间接促进作用,例如水权、水价、高环境保护要求[32]等,从而强化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对用水强度的促减作用。
(3)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缩小用水总量与重庆的空间差异,需要提高产业用水效率,尤其是第一、二产业,非长江三角洲地区需要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4)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缩小用水强度与上海的空间差异,需要普遍提高第三产业用水效率,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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