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ade relationship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its optimizing path
SONG Zhouying,1,2, ZHU Qiaoling1,2, XU Jingya1,2收稿日期:2020-06-8修回日期:2020-09-9网络出版日期:2020-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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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20-06-8Revised:2020-09-9Online:2020-09-2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宋周莺(1983-),女,浙江缙云人,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发展、贸易、信息化相关研究。E-mail: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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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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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周莺, 祝巧玲, 徐婧雅. 粤港澳大湾区的贸易竞合关系及其优化路径. 地理研究[J], 2020, 39(9): 2065-2080 doi:10.11821/dlyj020200552
SONG Zhouying, ZHU Qiaoling, XU Jingya.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依托湾区自然地理条件及其区域协同合作,一批湾区城市群应运而生,且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1]。在湾区发展过程中,湾区的港口群及其支撑的货物贸易是促进湾区要素集聚、推动湾区产业转型及其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2][3]。已有研究发现,源于比较优势而产生的贸易,通过产业集聚、产业规模扩大以及规模报酬递增产业的出现,逐步内生化产业集聚的动力,从而改变产业的前后向联系,促进区域一体化的进程[4]。也就是说,如何充分发挥地区内贸易对经济要素的空间优化配置作用,是实现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环节。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继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之后由中国全力打造的世界第四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与前三者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也有明显的地域特征[5]。借鉴三大湾区的发展经验[2,6-12],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能否成为世界大湾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其中重要一环是其贸易合作能否促进区域快速发展[7]。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明晰三地的贸易竞合关系,通过贸易合作促进粤港澳区域协同发展、提升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
作为中国最有条件形成“湾区经济”的地区[13],学术界也不断重视粤港澳大湾区的经贸合作研究。一方面,部分文献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估粤港澳大湾区的贸易和经济竞争优势。马忠新等基于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中国五大湾区的对外开放度,发现其对外开放度均是以湾区为核心向内地辐射的格局[13]。鲁志国等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包括深港湾区在内的世界四大湾区经济发展进行评价,认为深港湾区在经济结构、资源配置能力、集聚外溢功能、国际交往网络等方面与其他三大湾区仍有较大差距[14]。刘瞳从经济、贸易、金融、企业等方面综合分析世界各大湾区的经济竞争力,认为粤港澳大湾在国际横向对比中处于中等水平,而在国内具有领先性[15]。另一方面,部分文献分析了粤港澳的经贸合作格局及其区域一体化。封小云认为服务贸易合作是粤港澳深度合作的主要内容和动力源[16]。李郇等研究发现,粤港澳三地贸易主体从实体商品为主导向无形服务为主转变,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升级[3]。杨立强发现广东对香港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进口以一般贸易为主;近年来香港的转口贸易窗口地位持续下滑,其货源向粤北和内陆省份转移[17]。黄非等[18]则认为粤港澳三地在“一带一路”经贸建设中各有优势,香港是综合服务与运营管理中心和重要的资本市场,澳门是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的平台,广东具有产能优势、是进出口贸易大省。此外,刘云刚等[5]、刘毅等[19]、李立勋[20]、Hui等[21]强调了产业协同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对接、科研协同创新网络及跨境协调管理机制对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但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大湾区整体贸易格局,缺少对其内部贸易竞合关系的深入分析。
在此背景下,本文围绕粤港澳大湾区的贸易一体化建设,运用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粤港澳三地的贸易特征及竞争优势,研究粤港澳三地的贸易竞合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粤港澳三地贸易关系优化路径。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为研究的时间起点,主要研究时段为2001—2018年。香港、澳门的部门产值、入境旅客、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据等来自香港和澳门的统计暨普查局官方数据平台;广东贸易和港口发展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和《中国港口统计年鉴》。上述贸易数据均采用了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 Revision 4)的二位数产品分类,具体分析时按照世界银行的大类标准将其合并为22个产品类别。由于贸易数据来源于海关统计,统计范围以关境划分,因此,本文提及的中国专指中国大陆地区,中国统计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除非特殊标出。由于港澳均有较高比重的转口贸易,为了深入揭示粤港澳三地的内部贸易合作,本文在分析中将对港澳总出口中的本地产品出口、转口贸易做进一步划分。另,本文提及的贸易专指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将单独标出。
2.2 研究方法与分析指标
2.2.1 主成分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将贸易竞争力指标体系中可能存在相关关系的变量转换成较少且彼此不相关的综合指标,即通过正交变换提取观测变量的主要信息[15],从而比较粤港澳三地的贸易竞争力。2.2.2 主要分析指标 为了分析粤港澳三地间贸易竞合关系,本文运用出口相似度、贸易强度等指数,从贸易结构同质化程度和贸易联系紧密程度等方面对比分析三地的贸易特征。其中:
(1)出口相似度衡量了两地对某共同目标市场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程度[22],计算公式为:
式中:a、b、k分别指代a国、b国和k市场;
(2)贸易强度指数衡量了国家间贸易相互依赖性[22]。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
3 粤港澳三地的贸易竞合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和珠三角地区依靠各自的窗口优势和成本优势,形成了“前店后厂”的跨地域专业化分工模式。在这种跨境生产模式的主导下,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迅速提升,且香港在这一时期是该区域的发展龙头[4]。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珠三角成本优势减弱及其贸易快速发展,三地的贸易关系逐渐改变。特别是近年来,深圳港、广州港不断削弱香港港海运中转站的作用,对香港转口贸易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在此态势下,粤港澳原有的贸易互补优势不断下降,反而在一些领域和地区存在潜在竞争和相互博弈。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粤港澳三地的贸易特征、竞争优势与贸易合作现状,探讨三地的贸易竞合关系。3.1 粤港澳大湾区的贸易发展
从港口经济特征、产业特征和经贸要素流动性等方面[3,8,14,16]对比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三大湾区的贸易发展差距(表1)。可以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凭借本地的经济体量,在商品贸易、港口条件、要素流动上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但在金融发展水平上仍和纽约湾区有一段距离。Tab. 1
表1
表1四大湾区贸易发展数据
Tab. 1
序号 | 指标 | 旧金山湾区 | 纽约湾区 | 东京湾区 | 粤港澳大湾区 |
---|---|---|---|---|---|
1 | 商品贸易总额(亿美元) | 5776 | 2777 | 5666 | 17000 |
2 | 全球100大集装箱港口数量 | 1 | 1 | 1 | 3 |
3 |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万TEU) | 227 | 465 | 766 | 6520 |
4 |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 | 720 | 794 | 734 | 748 |
5 | 全球主要证券交易所IPO融资额(亿美元) | 55 | 246 | 96 | 317 |
6 | 机场旅客数量(亿人次) | 0.76 | 1.03 | 1.24 | 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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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已与全球超过70%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联系,与世界主要贸易体的贸易联系均较强。近年来,尽管国际贸易形势持续恶化,但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推动下,粤港澳的贸易增长势头仍趋强劲。2001—2018年,粤港澳贸易总额从5666.60亿美元增长至22495.68亿美元。其中,粤港澳与东亚、北美、东南亚的贸易联系最强。2001年以来,东亚始终在粤港澳贸易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长期占粤港澳对外贸易50%以上;北美在粤港澳对外贸易的比重呈下降态势;东南亚的贸易地位不断上升,并在2013年超过北美成为粤港澳第二大贸易伙伴。从出口格局看,粤港澳最大出口市场是东亚、北美、东南亚和西欧,2018年分别占其出口的48.37%、13.91%、9.41%和6.35%。从进口格局看,粤港澳的进口来源地主要是东亚、东南亚,分别占2018年粤港澳进口总额的61.41%、16.58%。而在金融方面,虽然香港、深圳、广州的金融业竞争力位居世界前列,但湾区的整体金融水平仍较为落后,深港金融业尚未深度融合[13],未来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2 三地的贸易特征
3.2.1 总体贸易格局 从贸易规模看,粤港贸易规模逐步接近、呈并驾齐驱之势,而澳门贸易规模相对较小。2001—2018年,广东、香港、澳门的贸易规模分别从1764.87亿美元、3930.76亿美元、46.86亿美元增长至10851.03亿美元、11964.33亿美元、126.71亿美元,年均增速分别达11.28%、6.77%、6.03%。其中,广东依托深圳港、广州港的发展,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规模逐步逼近香港;香港得益于长久积累的外贸基础和海运条件支撑,对外贸易平稳发展、保持较高水平,在粤港澳三地中仍保持最高的贸易额;澳门则受经济体量和港口条件的制约,对外贸易联系相对较弱。进口方面,粤港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但两地的贸易空间存在较大重叠。2018年,粤港澳三地的进口额分别为4380.57亿美元、6273.27亿美元、111.61亿美元。贸易空间上,如图1所示,粤港两地主要进口来源地均是东亚、东南亚,贸易空间存在较大重叠。具体来看,广东从非洲、东南亚、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香港从东亚、东南亚进口,澳门从东亚进口的贸易强度指数均高于1。商品结构上,如图2(见第2070页)所示,粤港两地的进口相似度高达82.04,进口商品均以机械电气设备为主,占比高达60.09%和64.00%;除机械电气设备外,粤港还在仪器、医疗器械钟表及乐器,矿产品,化工产品等主要进口商品上有较大重叠,贸易竞争较激烈。澳门的进口商品结构较分散,与广东、香港的进口相似度指数较低,没有太多潜在竞争。
图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2018年粤港澳三地进出口贸易格局
注:此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1667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1Import and export network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in 2018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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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缺失部分未公开的商品贸易数据,如武器等。
Fig. 2Commodity structures of trade in each region, 2018
出口方面,广东出口规模超过香港,粤港呈齐头并进之势,出口竞争较激烈。2018年,粤港澳的出口额分别为6470.46亿美元、5691.06亿美元、15.10亿美元,广东出口规模超过香港。贸易空间上,如图1所示,广东对非洲、东亚、东南亚、南亚出口,香港对东亚、东南亚、南亚出口,澳门对东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口的贸易强度指数均高于1,粤港出口市场竞争较大。商品结构上,如图2(见第2070页)所示,2018年粤港两地出口相似度指数达75.69,两地均主要出口机械电气设备,其占比分别达54.75%和67.48%,出口商品竞争也较激烈。澳门尽管以机械电气设备出口为主,但占比相对较低且其他仪器、医疗器械、钟表等商品出口比重也较高,其与粤港的出口竞争相对较低。
3.2.2 转口贸易与本地产品出口贸易解析 港澳两地由于自然资源禀赋与生产要素限制,本地生产商品规模小,总出口贸易额中均包含较高比重的转口贸易。为了进一步深入剖析港澳两地的贸易格局,本文从转口和本地产品出口两个部分分解港澳的总出口。
香港身兼自由港、国际商贸和金融中心等多重角色[20],是中国大陆乃至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中转站,转口贸易在香港出口贸易中占据极高比重,且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香港转口贸易额达5246.26亿美元,其占比从2001年的89.63%增至98.89%。近年来,香港的转口目的地不断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大陆倾斜。如图3(见第2071页)所示,香港转口贸易主要集中在东亚、北美、东南亚等地区,其占比分别为62.83%、9.02%和7.29%;其中,对中国大陆、美国、印度、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越南的转口贸易额超过100亿美元。相较而言,港产品出口贸易额明显更小,空间上也集中在东亚、北美、东南亚等地区,占比分别为58.33%、18.20%和9.06%。从商品结构看(图2),香港的转口与本地产品出口结构截然不同。转口贸易以机械及电气设备为主,珠宝首饰及硬币所占比重次之,与总出口结构相似度高达98.24;而港产品出口则集中在珠宝首饰及硬币上。可见,香港贸易商品结构与广东同质化的部分主要来自于其大额转口贸易,粤港本地产品出口竞争相对没有那么激烈。
图3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2018年港澳转口及本地产品出口贸易格局
注:此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1667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3Re-export and domestic export network of Hong Kong and Macao in 2018
澳门受土地规模及要素禀赋限制,工业生产规模极小,依靠开放政策和区位条件,形成了与香港类似的贸易类型[23]。2018年澳门转口贸易规模为13.21亿美元,占其出口贸易总额的87.45%,较2001年提升了68.34个百分点。在空间格局上,澳门转口贸易目的地集中在东亚地区、尤其是香港和中国大陆,且近年来其重心从中国大陆逐渐转向香港。2018年,澳门对东亚的转口贸易占比高达80.93%,其中,香港、中国大陆的转口贸易占比分别达63.99%和15.70%。相对于转口贸易,澳产品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东亚、北美和西欧,其占比分别达79.28%、8.50%和8.16%。从商品结构上看,澳门转口贸易以机械及电气设备为主,其次是仪器、医疗器械、钟表及乐器;而澳产品出口门类较少。可见,港澳的转口贸易结构均以机械电气设备为主,转口贸易相似度达57.33,存在一定竞争。
总体而言,粤港贸易竞争较强,澳门相对竞争较小。广东贸易迅速发展,并在规模上逐步赶超香港,粤港两地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等主要贸易地区具有较大空间重叠,而且粤港两地贸易商品结构同质化较严重,贸易竞争不断凸显;澳门受限于自身贸易体量,与粤港的竞争相对较小。但同时应注意到,转口贸易在港澳贸易中占有极高比重。一方面,剔除香港转口贸易的影响,实际港产品出口贸易规模较小,粤港两地的贸易竞争相对较小。另一方面,港澳两地的转口目的地均高度集中在东亚尤其是中国大陆,且两地的转口商品结构有一定同质性,港澳两地在转口贸易上存在潜在竞争。
3.3 三地贸易竞争力对比
本文参考以往文献构建粤港澳三地的贸易竞争力指标[13,14,15],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比三地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和不足。如表2所示,除贸易规模这一直接的指标外,本文主要考虑产业规模、港口运营、贸易规模、投资开放等5个指标[3,8,14,16]。Tab. 2
表2
表22018年粤港澳三地经贸发展数据
Tab. 2
序号 | 指标 | 广东 | 香港 | 澳门 |
---|---|---|---|---|
1 | 商品贸易总额(亿美元) | 10851.03 | 11964.33 | 126.71 |
2 | 制造业总产值(亿美元) | 5680.20 | 35.27 | 2.97 |
3 | 金融业总产值(亿美元) | 1102.70 | 643.82 | 35.79 |
4 | 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万TEU) | 6447 | 1959.4 | 13.9 |
5 | 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亿美元) | 219.25 | 1042.54 | 33.27 |
6 |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亿美元) | 160.61 | 822.06 | 2.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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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前2个公因子的特征值显著大于其后的公因子,且累积贡献率达到95.50%,因此提取前2个公因子比较合适。如表3所示,产业规模、商品贸易总额、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口岸入境旅客数量等指标在第一个公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反映出产业、货物、人口等经济要素的集聚和流动水平是湾区贸易竞争力的核心;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在第二个公因子上具有较高载荷,说明投资开放水平对湾区贸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Tab. 3
表3
表3旋转成分矩阵
Tab. 3
指标序号 | Zscore(X1) | Zscore(X2) | Zscore(X3) | Zscore(X4) | Zscore(X5) | Zscore(X6) |
---|---|---|---|---|---|---|
成分1 | 0.861 | 0.621 | 0.950 | 0.976 | 0.632 | 0.555 |
成分2 | -0.467 | -0.773 | -0.171 | 0.141 | 0.733 | 0.7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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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旋转成分矩阵和公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得到要素集聚和投资开放2个公因子的得分表达式如下:
基于2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对其加权求和,构造贸易竞争力综合测度模型如下:
如图4所示,在粤港澳三地中,广东在产业、货物、人口等要素的集聚水平上具有明显优势;香港在投资开放水平上具有显著的优势;澳门在各项指标上的规模均较为有限,投资开放水平相对较高。具体来看,得益于其产业基础和不断发展的运输条件、商品贸易规模,广东要素集聚水平稳步提升;香港的要素聚集水平在早期依托运输条件和货物贸易规模具有优势,但随着广东港口群的崛起和货物贸易规模的迅速增长,其优势被广东逐步替代;澳门则受经济规模和产业条件的限制,要素聚集长期处于低水平。相对于其他贸易条件,广东在投资开放水平上的发展相对落后,得分不断下滑,与香港的差距不断拉大;香港的投资开放水平呈上升态势;澳门的投资水平较为平稳。从贸易竞争力综合得分看,广东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并逐步接近香港;香港在粤港澳地区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拉动区域贸易的发展;澳门的总体水平偏低且较为平稳。
图4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2003—2018年粤港澳三地贸易竞争力对比结果
Fig. 4Trade competitiveness among Guangdong, Hongkong and Macao, 2003-2018
3.3.1 制造业基础 制造业规模作为本地产品出口的基础,对贸易发展具有积极影响[13,14,15]。广东的制造业依托早期的“三来一补”政策,利用良好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源禀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4];相较而言,香港和澳门制造业规模小,土地、劳动力成本高,自然资源有限,本地发展的制造业部门及其承担的加工工序有限。三地基于各自的优势开展贸易合作,目前港澳与广东间仍保留有一定比重的加工贸易,即由港澳将原料或半制成品发往广东,按照合约加工成为以机械设备为主的制成品后再经港澳转运往其他地区[4]。
3.3.2 金融业发展 金融服务贸易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三大湾区发展的经验亦表明,强大的金融业是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主要特征[15]。香港一直是全球领先的金融中心,拥有深度和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完全可兑换的货币,资本、货物和信息自由流动。在股票市值、首次公开发行筹资、资产管理、银行和保险方面,香港一直全球领先,“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连续多年位于全球第3位。另一方面,以深圳和广州为中心,广东的金融业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深圳有国内两大证券交易市场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吸引国内金融企业在深圳布局。2010年,广东的金融业总产值超过香港,且产业优势仍不断扩大。从具体城市来看,深圳、广州与香港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其2018年的金融业产值分别为463.51亿美元、314.24亿美元,“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为第12位和第19位。澳门的金融结构较单一、经济体量较小,主要是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没有中央银行;缺乏证券、金融期货、商品期货交易所等现代意义上的非银行类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品种也较稀缺[23]。
3.3.3 港口条件 航运条件对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8,14-16]。粤港澳大湾区的一系列港口背靠中国、面向东亚和东南亚,而中国是全球最大贸易国,东亚、东南亚经贸发展迅速,在全球贸易中亦占有较高的比重。众多港口在服务于中国与世界贸易的过程中不断巩固自身在世界港口体系中的地位。其中,广东的深圳港、广州港等凭借贴近内陆经济腹地、对接顺畅的优势,在近十年逐渐崛起,2018年,两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分别达2574万、2192万标准集装箱,排全球第4、第5,在国际贸易运输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东莞港、珠海港等的集装箱吞吐量也在全球前100位,广东的沿海港口群共同支撑了广东的对外贸易运输。香港港码头成熟、航线航班多,是世界三大自由贸易港之一,在大湾区港口群中仍具有明显的优势。但近年来,随着香港的离岸贸易发展,减少了经香港港运输的货物规模,香港港在与广东沿海港口群的竞争中,集装箱吞吐量略有萎缩,于2012年、2018年相继被深圳港和广州港超越,排名下滑至全球第7位。澳门的港口在规模和数量上均与粤港两地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3.3.4 吸引外资 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具有创造效应[24,25];对进口贸易的影响较为复杂,促进作用较低,甚至表现出替代效应[26,27]。多年来,广东的“引进来”政策和本地产业基础吸引了大量外资,但外资主要分布在深圳、广州和珠海,2018年其投资额分别为77.76亿美元、59.69亿美元和23.62亿美元,三市占广东吸引外资总额的73.60%。香港活跃、开放的证券和货币市场及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便于国际公司进行货币交易、筹集中长期资金,发达的航运业和国际贸易中心地位为国际公司提供了可以利用的贸易网络,较低的税率亦有利于公司以合法手段减轻赋税。此外,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在全球资本向中国内地市场投资中发挥中转平台作用。在此条件下,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极高,并集中在投资控股、专用和商务服务业[28]。澳门虽然拥有较为开放的投融资环境,但受本地产业条件和金融服务水平的限制,吸引外资水平较为有限。
3.3.5 对外投资 已有研究认为对外投资发展对出口贸易有明显的拉动作用[29,30]。广东在“走出去”的开放政策下,对外投资水平不断提升,是中国内地对外投资规模最大的省份,且其投资主要流向香港。广东通过投资活动,促进服务业体系与自身生产优势的有机结合,以增强生产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商品出口优势;同时,利用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的低税率优势,减轻贸易壁垒限制,开展国际化经营,拓展海外市场。但总体而言,广东与香港的对外投资仍存在一定差距。香港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大量吸引外资的同时不断向境外投资。一方面,香港本地的经济规模有限、资源贫乏,对外投资能够提高投资回报率,克服本地人力、土地等成本的问题,使生产活动更加接近市场或原材料基地以降低运输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各国政府不断采取措施,通过优惠政策和配套设施等吸引港资流入。在此背景下,香港对外投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并进一步巩固了其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运输信息中心的地位。与香港类似,澳门的资本同样具有寻求“空间出路”的需求,但受本地融资规模的限制,对外投资水平低于粤港两地。
总体而言,广东不断发展的港口体系及其运输规模,尤其是深圳港、广州港的迅速崛起,扭转了香港港在大湾区内部的运输优势。此外,香港在离岸贸易形式发展过程中,将部分商品由产地直接运往消费地而不再经香港转运,也一定程度削弱了香港港作为转运口岸的职能。在此背景下,广东的港口群,尤其是深圳港、广州港与香港港在市场和国际运输网络的地位上存在一定的竞争。本地金融产业方面,广东在整体规模上具有竞争优势,但从具体城市来看,深圳、广州与香港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对外投资和引进投资上,香港仍然保持明显的领先地位,但深圳、广州、澳门、珠海的投资开放水平也在不断扩大中,且港澳两地由于自身经济规模和产业规模的限制,将中国内地(广东)作为投融资的腹地。从金融业和腹地空间看,深圳、广州在不断追赶香港的过程中,与香港的金融业发展存在潜在的竞争;珠海和澳门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3.4 三地间贸易联系
粤港澳三地三个关税区、两种法律制度,以及货币体制和金融系统的差异为三地的贸易联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港澳的自由贸易金融条件有利于开展国际经贸合作。但制度文化背景的差异也对三地贸易合作过程中的行政模式、政策手段、信息和市场管理等方面造成了不便,提高了三地贸易一体化的成本。在法律制度上,内地和澳门属于大陆法系,而香港属于英美法系,在处理经贸问题及纠纷中存在壁垒[31]。此外,从跨境府际治理层面看,粤港澳三方属于平行主体,政府事权有限,粤港澳合作的具体政策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的授权,在原有合作机制框架内难以有效发挥协调功能[32]。应对上述贸易和制度壁垒,2003年开始,港澳相继与中国内地签订一系列的CEPA条约,其主要条款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贸易便利化三个部分,使三地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粤港、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等为三地的经贸一体化建设提供有效的沟通渠道。此外,港珠澳大桥作为连接粤港澳三地的跨境大通道,在大湾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促进了湾区内部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等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和配置。
在一系列贸易合作制度和设施建设的推动下,2001—2018年,粤港澳三地贸易联系不断加强,大湾区内部跨境贸易规模从408亿美元增至1856.56亿美元。粤港澳三地在彼此贸易格局中均占有重要地位,2018年,香港、澳门分别为广东对外贸易的第1、第44大贸易伙伴。在香港贸易格局中,广东仅次于中国内地,占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的29.63%。在澳门贸易格局中,香港占据首位,广东仅次于香港和中国内地,占中国内地与澳门贸易额的64.35%。
粤港两地贸易规模大、贸易互补性较强,未来合作潜力较大(图5)。2018年,粤港贸易规模达1763.71,占大湾区内部贸易94.99%;其中,广东对香港出口额为1729.74亿美元,机械电气设备占70.25%;从香港进口额为33.97亿美元,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工产品占比分别为36.19%、16.61%。这主要是在早期“前店后厂”模式下,广东对香港发展了以“三来一补”为主体的出口贸易,至今仍保有一定比重。2018年,广东对香港的出口贸易中,进料加工贸易与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占比分别为52.71%和6.30%,且加工商品高度集中在机械电气设备。
图5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2018年粤港澳三地区域内贸易结构
Fig. 5Commodity structures of trade among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2018
粤澳两地贸易规模较小,加工贸易比重不断下降,存在较大贸易互补性。2018年,广东对澳门出口额为19.87亿美元,其中一般贸易占77.41%,主要为矿产品、机械电气设备、贱金属及其制品等。广东从澳门进口额为0.47亿美元,以进料加工、免税品和一般贸易为主;其中,进料加工贡献了86.17%的贱金属及其制品进口,而免税品贡献了93.06%的食品、烟草及其制品进口。
港澳两地贸易互补性相对较低,均以转口贸易和服务贸易为主,但本地产品贸易有合作潜力。2018年,香港对澳门出口62.96亿美元,转口贸易占96.22%;澳门对香港的出口9.38亿美元,转口贸易占90.13%。从本地产品出口结构看,香港主要对澳门出口食品、烟草及制品,珠宝首饰及硬币,化工产品;澳门主要对香港出口贱金属及其制品,两地贸易结构具有较强互补性,未来有一定合作潜力。
总体来看,虽然粤港澳三地间存在制度和文化壁垒,但区域贸易合作仍在不断推进中。粤港澳三地、尤其是粤港之间贸易联系紧密,在彼此的全球贸易格局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受早期“三来一补”贸易合作形式的影响,广东与香港、澳门的贸易合作仍保留较高比重的加工贸易,但其比重逐年降低,广东在区域贸易合作中的地位提升,贸易合作领域有所扩展。此外,服务贸易是港澳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地的服务贸易存在较大互补性,服务贸易未来合作空间较大。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贸易在推动湾区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如何充分发挥地区内贸易对经济要素的空间优化配置作用,是实现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环节。本文分析粤港澳三地贸易特征与优势,解析粤港澳三地的贸易关系演化,以期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贸易合作的优化路径,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研究发现,依托港口优势和市场条件,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与三大湾区相比也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具有发展成为世界大湾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引领者的潜力;但在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上,粤港澳大湾区与纽约湾区等仍有较大差距。其次,受早期 “三来一补”贸易合作形式的影响,广东与香港、澳门两地的贸易合作仍保留较高比重的加工贸易;但近年来,随着广东贸易迅速发展,加工贸易比例有所下降。另外,随着深圳港、广州港的崛起及广东金融、贸易实力不断提升,粤港贸易竞争逐渐显现,特别是粤港两地的贸易市场在东亚、东南亚有较大重叠,两地贸易商品结构存在同质化。相比之下,澳门受贸易体量限制,与粤港的贸易竞争及合作均相对较弱,澳门转口贸易会对香港产生一定影响,但粤澳贸易合作仍有一定空间。
4.2 讨论
基于上述分析,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对外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对内拓展与深化粤港澳区域内贸易合作[20]。整体上,粤港澳大湾区应进一步强化其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通过提升产业与商品竞争力、加强港口建设等措施扩大贸易流,保持其在贸易网络中的比较优势。同时,应对标纽约湾区,加速推进金融产业发展,通过引导服务业从港澳到珠三角的梯度转移[3],推进金融开放创新,探索金融业的互联互通机制,实现粤港澳金融业的深度融合。此外,由于大湾区的贸易开放程度高,对国际贸易市场的依赖性较强,还应防范国际贸易形势恶化带来的风险,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对广东出口贸易的直接冲击、对香港转口贸易的间接拖累[33]等。为了缓冲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应进一步深化大湾区与东亚、东南亚的贸易合作[34,35]。
同时,粤港澳三地需协调各自贸易竞争优势,明确各自的职能定位,推动形成高效的区域内贸易合作网络。贸易空间上,广东与香港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等主要贸易地区具有较大空间重叠,两地应基于各自与世界各国的贸易联系强度,尽量扩展贸易空间,在美国、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主要出口市场,香港侧重发展服务贸易,广东进一步发展商品贸易。此外,广东可以加强与德国、英国、荷兰、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的贸易联系,香港可以加强与泰国、中国台湾、阿联酋、越南、瑞士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联系。澳门与欧洲大陆、葡语系、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保持着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具有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
贸易条件上,广东的制造业和港口运输规模不断扩大,在大湾区内部具有明显的优势,具有发展成为高端制造业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但在航运中心的建设和发展的同时,应注意广东港口群内部及其与香港港航运功能的协调[36],香港港应加强运输服务、建设中转型港口;深圳港、广州港应结合本地产业建设复合型港口[36]。香港在金融业发展水平和投融资规模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应巩固和提升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加强金融服务输出,并利用金融与货币制度的差异加强香港与深圳、广州在金融业上的协调合作与深度融合。澳门的产业及对外商品与服务贸易结构中,均具有博彩业“一业独大”的特点,但这一产业与贸易结构具有一定弊端。未来,澳门应基于低税率、低融资成本的条件,发展澳门特色金融产业;同时,针对大湾区内的金融业发展态势,澳门可以加强与珠西地区的金融合作[23]。
致谢: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论文结构、粤港澳三地合作障碍、合作优化路径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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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16/j.cities.2018.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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