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剑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陶瓷科技考古、X射线考古等，长期开展同步辐射、中子活化等技术在文物研究中的应用等。本次讲座基于朱老师过往的研究，探讨国内外铜红器物种类和中国古代铜红器物原料、工艺以及传播等问题。
首先，朱剑对中国历代陶瓷的瓷釉呈色机理进行了简述。夏商周原始瓷器由于受铁元素的影响而发青色，因此又称为“原始青瓷”；两汉至隋唐时期，随着铅釉的使用以及铁、铜元素的加入，瓷器上出现黄、绿颜色；至宋代出现了“彩”的概念，典型代表如宋元时期含铁的釉上彩和含铜、钴、锰的釉下彩；明清时期陶瓷技术不断发展，在康熙年间达到顶峰。其中，铜红瓷器是中国瓷器史上知名的颜色瓷器之一，极具代表性。
铜红瓷器最早出现于唐代长沙窑，1998年发现的唐代沉船“黑石号”上就载有长沙窑出口至西方的铜红瓷器。然而这种“铜红彩”是有意烧成还是偶然出现，还有待进一步谈论。宋代的钧窑创造性地烧制出铜红釉，这种“钧红釉”的创烧成功开辟了新的美学境界，对后世陶瓷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末明初，景德镇成功创烧了“釉里红”，这类瓷器十分珍稀，现今存世的仅有70余件。朱老师对比了内蒙古集宁路出土的釉里红瓷瓶与卡里斯勒盘，认为前者属于元代这一地区自用的瓷器，而后者的纹饰与一些外销青花瓷类似，应属于外销瓷。此外，釉里红的出现时间与青花瓷基本一致，二者之间的关联可见一斑。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景德镇烧制成功的“祭红”瓷器最为珍贵，这种技术如昙花一现，其消失原因一般认为有“工艺失传说”和“原料断绝说”。康熙年间，景德镇御窑厂创烧的朗窑红、宝石红等瓷器，标志着明代中期以来失传的高温铜红釉瓷器得到了恢复。这一时期的高温铜红釉品种主要有霁红釉、郎窑红釉、豇豆红釉三种，各具特色。其中霁红釉颜色偏亮，郎窑红釉色泽鲜艳，豇豆红釉又称“娃娃面”、“美人醉”等。朱老师也展示了国外出土的大量铜红瓷器，如高丽青瓷中的“铜画青瓷”和19世纪欧洲出现的火焰红釉。
随后，朱剑又讲述了国内外的铜红瓷器/玻璃呈色机理研究。日本****Izumi Nakai率先将同步辐射技术引入考古研究中，通过电子探针分析（EPMA），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XAFS）等方法证明了纳米级金属铜颗粒是古代铜红玻璃的呈色原因。朱老师本人也致力于使用同步辐射技术和毛细管X光透镜共聚焦技术研究古代陶瓷的呈色机理，近期还采用X射线吸收光谱层析成像技术对瓷釉呈色物质进行3D微观分析。
最后，朱剑总结了历朝历代都追求“祭红”釉的原因。他指出，祭红属于正色，象征着庄重，常用于祭祀等正式场合。正如康熙年间对于这种颜色的模仿，代表了时人对礼制的尊敬和推崇。
讲座结束后，在场师生同朱剑就明清两代的铜红釉差异、中国陶瓷同西亚的技术交流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罗武干老师为朱剑颁发了主讲嘉宾文创纪念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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