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王素谈及近些年学界对古代墓志材料较为关注，但是不少研究者缺乏对墓志材料的认真鉴别，造成研究论文的质量参差不齐。有鉴于此，王素聚焦墓志材料来源、墓志“铭”和“序”的关系、墓志材料运用等三个基础问题，向师生讲授了古代墓志的研究方法。有关墓志材料来源问题，王素援引历代名家著作，梳理墓志材料在“行状”基础上的渐变过程，指出“行状”在东汉时已经存在，一般由状主的门生故吏亲旧撰写，主要功用为备议谥号、备修国史和备撰墓志等。按性质，“行状”可分为“生状”和“死状”。前者的作用类似于今天的求职简历，后者则是状主“已死将葬”时，用来备撰墓志。从整体看， “行状”的主要功用是“备撰墓志”。由于古代谀墓现象较为普遍，这就要求研究者在采用墓志材料时，注意溢美之辞与真实情况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有关墓志“铭”和“序”的关系问题，王素指出：“铭”原为“名”，后演变为“铭”，流行时间上早于“序”。“铭”最早施之于“物”（如青铜器、石刻等），后来施之于“人”，用以对逝者的“褒扬赞美”。墓志铭的主体是“铭”，“序”用来解释或疏证“铭”。明朝时，墓志首题要求严格，有铭者称“墓志铭”，无铭者称“墓志”，对于歌功颂德的“铭”宁缺毋滥。而今人在研究墓志时重“序”轻“铭”，未免有些舍本逐末。
有关墓志材料运用问题，王素以南朝宋谢珫墓志录文的“乌龙事件”、隋虞弘墓志“鱼国领民酋长”问题、唐李商隐撰《王翊元与夫人李氏合祔墓志铭》研究角度问题为实例，向大家讲解正确运用墓志进行研究和发布学术成果的要领，指出切忌为了争抢新出土材料而做“急就章”式的研究。他同时强调，墓志研究需要具备一定的传统文化素养，要学会从寻常史料中发现新的学术问题。
在提问环节，王素针对同学们的提问，概括性地回答了大家关注的墓志定名、墓志材料选择、墓志“序”和“铭”的顺位、“志”和“铭”的文体模式等问题。最后，他勉励大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重视文献整理，扎实提升自身能力，争取未来做内功扎实、研究深入的研究者。
在总结环节，李雪梅衷心感谢王素研究员为法大师生带来的一场“学术盛宴”。在讲座开始前，她介绍王素先生传统国学素养深厚，从事出土文献整理研究40年，研究领域涉及敦煌吐鲁番文书、汉吴简牍、碑石墓志和故宫藏甲骨文，在上述各领域均有标志性的学术成果，堪称是杂家型的专家、国宝级的****。而通过讲座，让大家知道文献整理较之文献研究是更为基础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相对而言，文献研究的选择余地要大于文献整理。遇到陌生难懂的古代文献，研究者可以绕道而行，整理者只能勇往直前。无论对文献研究者还是整理者，传统文化的综合素养是个基本功。基本功的训练没有捷径，需要从学生时代打好根基。王老师今天讲的墓志研究方法便属于基本功之一，值得大家认真领会消化。最后，李雪梅教授代表师生赠送王素研究员一幅学生手拓作品，并再次对王老师给法大师生带来精彩讲座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