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男
学历:博士
职称: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职务:硕士生导师

介绍
教师情况
研究领域：法制史、思想史、美国宪法

主要讲授课程：中国法制史

外语语种：

出国经历：1998-2005年间-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圣母大学（NoteDameUniversity）

代表作：译著《卡多佐》


学术观点
我认为一切法的核心价值都应当是爱和正义，此外无他。
中国传统法制之所以有异于西方近代法治，原因之一便在于两者有着不同的“人”的理念，“天人合一”中的“人”是“万物皆备于我”的道德载体，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成圣追求，不可能满足于“守法”的消极态度，因此以德性而不以法治为指归；Allmenarecreatedequal中的人因受造于上帝而属于有理性、有自由意志并因此而有权利、义务的“人格人”，因此法治乃是此等人于“市民社会”中和平共处的必然选择。不同的法制、法治理念端赖其不同的“人”的理念。中国的法治进程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怎样把中国传统的“人”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孔子的天命观承继了西周的天命观，即天是历史中的上帝，是拟人化的神，是自然界的主宰。孔子把自己一生的文化传承维系在独立而不改的天命之上，他以天命的独立不倚作为应对危难的终极依据，他以天为唯一的知己，他把体认天命当做自己终生努力不懈的学业，也把敬畏天命当做衡量人之为人的智力标准和道德标准，更把则天当做伟大人物成功的秘诀所在。孔子的天不是另一个人或超人。孔子的天是人之为人的终极依据和最高权威。礼坏乐崩之所以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天下无道之所以还值得挽救，都是因为高悬在人世之上而又眷顾人间的巍巍天道自有其主张和安排，小人岂能予以更改？人世之乱并不能乱了天。只要天还在，人就有盼望。孔子的天不是一个可以通过人的解读予以消解的幻影，而是具有自主意志的他者。人不可能通过与其发生互动关系使之发生改变。但孔子的天的确呵护人，给人以使命，给人以理解，给人以意义。孔子的天真正是人的天，因为它关心人，它关注夫子的一生。正是在对这样一个天的存心敬畏、谦卑受教、倾心聆听、全身依靠的过程中，孔子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把文化的薪火传给了后人。
我国传统政治的话语结构基本上不是以约的方式表达和实践的。“天”与“民”作为主权者，作为权柄的持有人，其“命”其“意”的发言权和解释权操持在作为其代理人而不是与之立约的当事人的手里。这一政治话语语义结构为其各位主角赋予的角色并无相互约束的功能，而是仅凭代理人的道德自觉。天不自言，“天命”要靠君主的金口玉言来表达；民不得言，没有通过比如民选等方式实现自己意愿的机会，甚至连民意测验都没有。“天”与“民”作为政权正当性的守护神，其法力最终操在以其名义行事的专制君主那里。
我国历史上的法作为国法和王法主要是“治”民的工具，乃是执法官吏代表皇帝对小民实行赏罚的依据。总的来说，“法”不是君与“天”、“民”相约的结果。“天”、民”除了给出“德政”、“仁政”的暗示，对法似乎并无多大作为。君主既没有与“天”约法，也不会与“民”约法。“法”是君主的命令。“法”是君主公布、万民信守的赏罚标准。“法”与“约”无关。君仅以其德赢得天的青睐从而得以奉天承运，无须彼此以“法”相约。西方近代孕育的宪法理念及制度因为在中国缺乏“约”的法源构架而没有真正借以降生的母胎。结果，失去了约法为标准的政治判断依据，“奉天承运”的在位者和“替天行道”的在野者之间也就没有和平对话的语义场，战场往往就是验证天命民意的唯一所在。
科研成果
教材与专著类
《法制现代化与宪政》，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09-09
法律理论和实践与社会的良性运作，群众出版社，2009-03-01
教材与专著类
教材与专著类
《清代法制导论》（独译）
《法律、立法与自由》（合译）
《动物权利导论》（主译）

论文类
美国死刑制度的宪法法理及其未来，《法学》2011年第3期，2011-03-20
《选举法》:既要，《南风窗》2010年第7期，2010-03-31
官民“性福”背后的公权滥用，《南风窗》2010年第11期，2010-05-22
《论孔子的天命观》，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2008年
《论孔子的天命观》，《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中国传统之“约”的宪政释义》，《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2期
《儒家的法律化与法学的儒家化》，法制日报，2003年7月
《伸冤与复仇——中国历史上的“公”、“义”与正义》，《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5辑，2002年9月
《鬼神与脸面之间》，《清华法学》，200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