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17日，《新京报》在B叠《乡村周刊》以专刊的形式，用8个版的篇幅，集中报道我校文科讲席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李小云团队在非洲坦桑尼亚与当地政府部门和农民开展合作的事迹。本网对相关新闻予以转载，以飨师生。
B02-B03：去非洲与坦桑农民一起种玉米
B06-B07：在非洲 一个村庄的十年之变
B08：李小云 我们为何要去非洲种玉米
B01 封面
刘懿锋（左侧白衣戴眼镜女生）在非洲村庄调研。
克瑞斯，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刘宝，身后是一个茶叶农场。
陈玮冰在非洲，身后是一个剑麻农场。
“真正的非洲，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在中非农业合作项目推进的十余年时间里，包括李嘉毓在内的一些中国学生，通过在坦桑尼亚乡村的田野调查，改变了他们对非洲的看法，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生活细节；同时也有不少非洲年轻人，来中国的学校、乡村游历，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非洲的政府官员和农业技术骨干，仍保持着阅读中国新闻尤其是农业领域新闻的习惯。他们当中，有人爱上了“非洲烙饼”，有人怀念着重庆火锅，中非农业技术合作与交流，结出的果实不只是土地上逐年丰产的玉米，更加珍贵的种子，已经在年轻人的内心悄然播下。
1从本科到博士都在关注坦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3年以来，已经派出6届农村区域发展（国际发展方向）本科生，去坦桑尼亚海外实习基地实习。
学生们年龄多在20岁左右，他们需要采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以及非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将当地村庄农业发展以及中非农业合作项目的状况，用文字、图像真实地记录下来，而且要提出自己的见解。
“非洲是多样的、丰富的，每一座城市和村庄，都不一样。”发展研究专业博士三年级在读的李嘉毓，在2015年到2018年间，去非洲实地考察4次，第一次去还是本科刚毕业，如今她的博士毕业论文选题，仍是围绕坦桑尼亚的农业发展。
莫罗戈罗市城区向东26公里，是中坦两国合作支持的村级减贫示范项目所在地瓦辛巴村。李嘉毓来到这座村子，发现已经有村民的玉米地里，引入了控制作物间距、犁地、锄草、培土等中国农业生产技术，通过走访得知，示范户的玉米单位产量比以前高了2.5倍；而且由于木豆-玉米间种技术的推广，农户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同时，还增强了应对极端气候变化的能力。
位于达累斯萨拉姆以西约240公里的达卡瓦镇，有一处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那里有10公顷试验田种植着玉米、杂交水稻和大棚蔬菜，有一些中国技术专家为当地村民们提供技术培训。很多村民告诉李嘉毓，采用来自中国的一整套劳动密集型玉米密植方案后，自家农田高产了。
“但仍不是所有人都选择使用高产的技术，怎样让当地的村民们愿意也能够使用更好的农业技术呢？”李嘉毓告诉记者，除了访谈当地的村民、技术专家和官员，还需要研究支撑该区域农业运转的制度体系，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外部发展环境，来自学生们的调研与思考不断被两国的学生们探讨后提出，“时间真快！从2015年至今，竟然已经研究非洲农业六年了。”
2去非洲会会朋友结婚也随份子
盼着新冠肺炎疫情尽快结束，李嘉毓盼着再去非洲，而且必须顺便去肯尼亚内罗毕市，拜访已经认识五年的好朋友克瑞斯。“他在中国待了半年，是个‘中国通’。几个月前，他结婚，我还给他随了份子。”李嘉毓笑着说，克瑞斯很了解中国习俗，“他收了份子后，还说以后会在我结婚的时候，也要给我随份子”。
1988年出生的克瑞斯，2012年在中国留学，现在是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在东非的工作人员，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刘宝。他告诉记者，自己上次去中国还是2018年，但现在还是会浏览中国新闻。那时候去过北京、重庆、广州，虽然很喜欢重庆，却受不了重庆火锅的辣味。
“刚去重庆上学那会儿，天天吃米饭。”克瑞斯说，现在在非洲住着，反而特别怀念重庆火锅的辣味了，“当年下苦功夫学中文，是希望能和中国人建立商业合作关系，没想到认识了许多非常要好的中国年轻人。”
“最喜欢非洲有种叫做‘Chapati’的饼，有点像中国的烙饼。但味道和烙饼又不一样。有非洲当地朋友知道我喜欢吃这个，会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给我做好多。”李嘉毓说，没接触非洲之前，总觉得我们和他们是两种不同的人，但实际上，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不一样，也喜欢开玩笑，也喜欢吃美食，“国家与国家的交往听来蛮宏大的，但实际上个体之间的朋友式交往，是更有温度更真实的体验。”
刘懿锋是家里的独生女，当她告诉父母要去非洲考察的时候，母亲的态度有些犹豫。“那个时期，新闻报道非洲的埃博拉病毒比较严重，母亲十分担心非洲的安全问题。”坦桑尼亚很多乡镇没有路灯，路面也比较颠簸，蚊虫很多，但刘懿锋觉得，和老师、师兄师姐们在一起，旅途就没那么辛苦了，反而平添一些日常生活中难以见到的乐趣，“如果有机会，还会再去非洲。非洲的自然、社会和文化，带给人的不只是异域的新鲜感，还有一种现实生活带来的冲击感，让你特别想踏实做一些事情。”
坦桑尼亚仍有很多本地人只说斯瓦希里语。在当地调研时，刘懿锋认识了坦桑尼亚留学生埃丝特，其主动要求担任翻译员。“她激动又开心地向当地人介绍着我们，带我们品尝村里农户家的木薯，帮助大家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她还教我们怎么挑选当地的西瓜，告诉我们马赛人的独特文化。”
刘懿锋说，在今年6月，埃丝特无法返回中国参加毕业典礼，只能通过线上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自己陪伴她走完了论文预答辩、修改、最终答辩的全程。
出生于辽宁省阜新市的陈玮冰，第一次去非洲，已经是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博士生了。他看到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市的一些现代化建筑，有些惊奇，“非洲的有些医院、酒店，还是挺先进的。城市里的街道上，大多是行人，反而有中国喧嚣的城市里没有的一些平静。”
街头上，一些坦桑尼亚的年轻人开着摩托车，招呼陈玮冰搭乘，“当时我心里有疑虑，不知道坐他们的摩托车安不安全。”陈玮冰向一个见过几回面的警察询问，是否可以相信这些摩托车呢？警察说可以，没问题。
“当时，我便走向一个摩托车小哥，告诉他我想到的地方。他用英语告诉我费用，约合3元人民币。后来，他把我安全地送到目的地。最后，我们还拍了照片。”
陈玮冰说，“在充分了解之后，对周围人保持最大程度的信任，那么你会发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人们可以得到很大的乐趣，这种乐趣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甚至说着不一样的语言，但可以互相信任，这不就是人性的光辉吗？”
3以其他文化为镜学会反思与珍惜
刘懿锋在2016年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在坦桑尼亚乡村调研期间，脖子部位因蚊虫叮咬发炎鼓起一个包，回国后做了一个微创手术。2019年，已留校读研的刘懿锋又一次随团队赶赴坦桑尼亚。“从在中学历史课本中，第一次看到凝聚中非友谊的‘坦赞铁路’，到初入大学时老师所讲述的中非合作项目，就觉得一定要实地看一下，才能了解那片大陆。”
坦桑尼亚之行后，刘懿锋完成了《坦桑尼亚村级治理结构》及《坦桑尼亚地方政府设置和人员配置》报告。自己多年来的生活习惯，也开始发生了改变，原因在于，“以其他文化为镜子，学会了反思和珍惜”。
“坦桑尼亚‘禁塑令’的执行惊人地高效，颁布之后，从首都到省城，再到乡镇、村庄，如今几乎很难见到塑料袋的使用。”刘懿锋说，坦桑尼亚民众的环保意识超乎自己的想象，在回国后，便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尽最大可能减少使用塑料制品。
从坦桑尼亚回国后，刘懿锋开始严格要求自己节约粮食，也总提醒身边人参与“光盘行动”。“当时在坦桑尼亚的乡村，见到一些村民，他们的一顿饭，就是从树上摘下来的一些香蕉或者几块木薯。”刘懿锋说，“当亲眼看到他们的饮食体系，我们会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食物的珍贵，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个体的幸运，会更加强化对于‘光盘行动’的责任与使命感，真切体会到节约粮食的意义。”刘懿锋说：“在食堂用餐的时候，现在会比以前更加注重防止食物浪费，总会主动和食堂阿姨说只要半份即可。”
4用文化沟通打破刻板印象不要先入为主
“非洲年轻人和中国年轻人要是都愿意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会变得更好。”克瑞斯告诉记者，自己游历一些国家发现，其实每个国家的人都是善良的，但人们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不了解对方，从而带来很多误解，这样是无法带来有价值有意义的交流的，建议中国和非洲的年轻人，多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很多时候，彼此之间相互了解文化背景，才是真正沟通的开始。”
坦桑尼亚青年史蒂文·塞米曾随团来中国考察，他们只去北京访问了中国农业大学，“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的乡下，我们一块吃饭。他当时说了一下他对中国的印象，他觉得北京的样子就是中国的缩略图：极度发达的城市，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高度文明的城市人口；此外，快速整洁的高铁，也令人印象深刻。”
陈玮冰回忆，史蒂文·塞米在描述中国的时候，完全是以北京为描摹对象。“但是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乡镇，它们和城市发展依然有很大差距。”陈玮冰说，中国很多乡镇和非洲乡村面临的问题，有些是一样的，比如都有“乡村空心化”的问题，需要引来优质企业、产业，来吸引年轻劳动力回流。
“很多人在接触其他文化的时候，或持有一种防御姿态，或持有好奇与观望，或见到外国人会因为语言交流等问题而不好意思，但是一旦开始尝试慢慢交流，有一个愿意了解与学习其他文化的态度，这种由于不理解而形成的文化障碍就很容易被打破。”刘懿锋从非洲调研回到国内后，曾先后担任商务部主办的发展中国家援外交流培训项目助理、学院的留学生助管等，“现在接触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朋友已经有将近200名，慢慢会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只有在交流的基础上，才能谈理解，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与选择，永远不要先入为主地因为一些刻板印象，或者被社会舆论构建的个例，而影响自己的选择”。
5中国的乡村振兴值得学习继续留校读博
今年36岁的雷米迪乌斯·埃曼纽尔，是坦桑尼亚多多马区的行政官员，在2018年，他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并获得优秀硕士毕业生称号。他去过的中国省份超过15个，“我去过河北雄安，在那看到了一座兼顾城乡发展的新城的拔地而起；去过上海，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能源会议；还去过浙江省台州市，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农业机械博览会。”
雷米迪乌斯·埃曼纽尔告诉记者，现在他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在地方区域的派出代表，主要职责是处理、解决好人们之间的冲突问题，保证教育、供水、农业等基本社会服务能够正常运行，在工作中，会经常用到在中国农业大学和在中国的城市、乡镇里学到的知识，“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的两年时间里，我找到了让自己不断增长知识、不断提高领导力的成长路径，那就是通过有效利用现实生活中的条件，去解决基于个体的社会问题。作为政府官员，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持之以恒地坚持道德、诚信和国家精神。”
来自坦桑尼亚农村的葛卜瑞尔，在2019年于中国农业大学修完硕士课程后，选择继续留校读博士，他觉得中国青年思想开放、勇敢，“他们总是喜欢学习新的东西，他们会对未来充满乐观，并刻苦努力地寻找方法，以便使自己跟上这个时代。这些，都值得我去借鉴。”
葛卜瑞尔认为，乡村振兴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的发展方向之一，这需要国家打破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长期城乡经济二元论，并在推进中，始终遵守共享发展、共享未来的理念；另外，农业、教育等合作项目是中非关系友好发展的重要领域，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中非可以实现共赢发展。
“中国的乡村振兴值得学习，在我的家乡，农村人的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主要是农业生产，缺少其他产业辅助。因此，乡村振兴战略里的生计多样化理念，可能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最佳解决方案之一。”葛卜瑞尔说。
6研究非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
史蒂文·塞米同时还是中坦农业合作项目在莫罗戈罗省的技术推广人员，他告诉陈玮冰，在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区，村民们普遍觉得非常好，而且作为对照组的邻村村民，看到了前一年运用中国技术增产获得更多收入的情况，也想加入到运用中国技术的行列中，但是坦桑尼亚农村也面临着年轻人流出的情况。“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不愿意将自己的土地照顾好，导致土地产量不高。”史蒂文·塞米说。
2020年，陈玮冰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国际发展与国际援助相关的课程。他时常给学生们讲，“世界上70%的人口，都在发展中国家。我们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研究非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个真实的世界。”
“我们不能忘了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看待世界的态度，来源于网络视频、电视等，但这些信息有时候呈现出的是美化过的世界。所以，去考察非洲是接触了一面反映真实世界情况的镜子。”陈玮冰告诉记者，中非两地虽然有不同的制度、文化，但在农业方面仍面临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共性问题：农村人口流出，城乡发展不均衡，社会福利不健全。
克瑞斯去过中国的华北乡村，他轻声告诉记者，“感觉中国的农村还是要比非洲村庄发达一些，那里能看到很多人在劳作。”克瑞斯认为，现在非洲很多年轻人想拥有城市的高薪工作，而不愿建设乡村，但我认为，乡村要发展起来，还是不能离开年轻人。
李嘉毓觉得，非洲乡镇虽然不像中国乡镇，有比较多的路灯、楼房和水泥道路，但能见到成群结伴的孩子们，在路边玩“抓石子儿”、“弹玻璃球”的游戏。她希望新冠肺炎疫情能够早点结束，再去非洲会会那些好久没见的朋友，还有植物茂盛的村庄，大家一起工作、聊天，仍像从前那么快乐。
新京报记者赵利新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2021年11月17日B04-B05版
